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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方面有关论文范例,与评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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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性转折,或许是20世纪中国文化最深刻的变化,而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早已超出了工具与主体、载体与本体的层次,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化研究中最本己、最复杂而又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之一.如果说以往的现代文学史著对此重要问题缺乏关注,那并不公允.事实上,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以来,语言问题,尤其是白话与文言之争,就始终是五四文学革命乃至现代文艺论争的中心问题之一,诸多先贤也都有过精彩的论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外人文社会科学“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又出现了一批借助西方语言哲学解读现代文学的成果,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思路.然而,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语言变革既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现代性问题,又是一个关涉甚多的难题.”①论题本身的重大与复杂,不仅意味着价值与难度,而且也意味着不断生长的研究空间和动态演进的研究方法.换言之,一个真正有意义、有生命力的学术论题,不仅不会因为现有的研究结论而过早终结人们对它的想像,反而会随问题意识的转换不断激发出新的学术探索.刘进才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以下简称《语言》)便是新一代青年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新收获.
一
较之于以往同领域的研究著作,《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特色.这首先表现为贯穿全书的深沉厚重的历史感或曰历史意识.近年来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问题的研究多从欧美语言哲学入手,偏重于理论的建构和发挥,虽时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但常疏于把握研究对象的历史实际,与现代中国复杂特殊的历史情境略嫌隔膜,其结论往往不免流于浮泛甚至偏颇.刘进才则将“语言的本质是什么”之类言人人殊、玄之又玄的抽象命题搁置起来,转而以朴素的史学研究方式进入论题.在作者看来,现代汉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态,而且也是与百年中国文化命运相纠缠、相始终的历史事件,是一场接一场曾经波澜壮阔、高潮迭起、绵延不绝的“运动”.因之,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绝不能单纯从语言学层面或文学层面进行现象分析,而必须以历史的眼光考察语言运动对现代文学的深刻影响以及现代文学的因应,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又是纯粹抽象的理论演绎难以实现的.因此,研究者不仅需要参考西方理论,更需要贴近原生态历史的客观梳理与叙述,借助对历史细节的钩沉稽隐,重建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合理想像.不仅如此,作者还充分认识到现代文学语言问题作为历史事件的多面相与复杂性,体现出相当健全的历史理解力.在立论之初,他就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中的语言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文学内部问题,单在文学内部是很难考辨清楚的.”(原书第9页)因而,他既没有重复以往从修辞学角度对某个作家乃至文学流派语言风格的研究模式,也没有固守把现代文学语言问题化约为文言与白话之争的传统思路,而是把影响现代文学语言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加以综合考量,着力凸显现代文学语言与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关联与互动.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一辩证的历史观念,《语言》一书便独具匠心地将研究重点放在对具体历史事件和现象的分析和把握上.作者没有依托某种固定的结构(比如时间性)进行巨细靡遗的论述,而是抓住历史关节,在充分搜辑原始史料的基础上,选择近现代史上那些或轰动一时、或虽被世人淡忘而实则影响深远的历次语言运动加以重新考察,并着力发掘其与现代文学多重复杂的内在联系.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共十章,以个案研究为基础,分别对晚清以降的废除汉字思潮、西方传教士与早期白话文体、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国语运动、国文教学中的文言与白话问题、新文学建构中的民间语言资源、方言文学运动、《讲话》与文学语言观念及创作实践的转变等等关键命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仄而深”的专题研究,并以现代汉语革新与现代文学生产的互动作为线索贯穿前后,使全书形散神聚,共同勾勒出语言运动、国文教学、现代文学书面语言三者之间的多元共存、彼此互渗、互为生发的宏大历史图景,再现了它们在“现代中国”的想象与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从而巧妙地实现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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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作者对语言问题作为历史存在物的本质特征的深刻体认和对历史复杂性的辩证认识相呼应,《语言》在研究方法上也体现出史学研究的典重风格.史家严耕望曾云,传统治史方法“要从史料搜罗、史事研究中,建立自己的一套看法,也可说一番理论；而不遵行某一种已定的理论为指导原则,来推演史事研究.换言之,要求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能让史事研究为某一种既定的理论所奴役.这种研究方式自然要吃力得多.”②《语言》所采用的质朴扎实的研究路向,可谓庶几近之.在进入问题之初,作者即将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放在研究工作的首要位置,在前期准备阶段搜集了上千万字的相关资料,其中多有为人所未见者.他在广辑史料的基础上考订辨疑,多所创获,解决了一些久悬未决的学术难题,给读者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例如,对于中国近代以来所使用之新词汇究竟来自日译西籍还是源自中国本土的西学译本,学界一直聚讼不已.其中不少人认为,源自欧美的新词首先是被日人用汉字翻译,然后重新输入汉语.作者则根据西方传教士马礼逊1808年开始编纂、1822年在澳门出版的第一部汉英字典《华英字典》,证明“单位”、“法律”、“交换”、“铅笔”等许多通常认为来自日语的词汇,实际出自在华传教士于英汉互译中创制的汉语新词,只不过随后被日语借用并伴随晚清留日热潮“返销”中国,从而揭示了中国近代(现代)汉语词汇的来源远比人们想像的要复杂.又如汉译《圣经》在近代白话文体的形成过程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也是近年来学界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圣经》翻译中是否采用过白话自由诗体从而有可能成为现代白话诗歌的出发点,更是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③.《语言》则依靠由英国传教士里约翰、艾约瑟共同翻译,1872年京都福音堂印行的《颂主圣诗》,详尽论述了早期圣诗译者“辞不求文,语期易解”的诗学理念以及译诗所表现的通俗清浅、和谐自然的语言效果,为晚清中国即已存在分行书写、言文一致的白话圣诗提供了无可动摇的铁证,而这一发现,无疑将促使学界对《圣经》翻译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进行重新评价.
《语言》一书对于史料几近“竭泽而渔”的态度,使之不仅在“点”――具体考证――上多有突破,而且在“面”――新的研究方向――上也有令人兴奋的拓展和推进.晚清以来,方言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形态复杂而影响深远的文学现象.特别是在方言文艺方兴未艾的今天,对现代方言文学的再发现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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