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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方面有关论文范例,与评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论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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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4;是,以往的方言文学研究多是围绕某部典型文本从语言修辞或地域文化的角度进行论述,从未将作为“运动”的方言文学思潮纳入研究视野,其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自然也就无从阐发.《语言》则考察了五四以来的历次方言文学运动,弥补了这一不应有的空白.作者首先围绕五四时期的“歌谣运动”,还原了“方言调查会”的成立、《国语周刊》的发行、刘半农的方言诗歌实践等一系列历史细节.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对以方言为主的歌谣运动在新文学的建构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全新的阐发：“歌谣运动实际上连接了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通过记录各地歌谣进行方言调查,通过歌谣本身的整理为新诗提供可资借鉴的语言资源.歌谣运动既是一场眼光向下的民俗学运动,也是近代以来语言运动的深入和发展.”(原书第233页)在第八章中,作者又以上海方言剧和华南方言文学的讨论为中心,钩沉了40年代先后在上海、广东、香港等地出现的方言文学思潮,对这些被湮没已久的文学现象进行了清理发掘.他不仅以史料的细密梳理重现纷繁的史事真相,而且详加辨析,对方言运动背后的复杂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认为,方言文学体现了晚清以来语言运动的核心主张“言文一致”,但是又与语言运动的终极目的――建立现代的民族共同语――存在冲突.因此,方言文学的兴起或消退,与国语运动不同时期的倾向和策略有关.另一方面,方言文学并非纯粹的文学或语言学现象,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颇值得关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对方言剧的提倡更多是出于左翼文艺大众化的考量,华南方言文学的热潮则体现了国统区作家对《讲话》精神的贯彻,解放后方言文学的式微则导源于国家意志对地方性认同的警惕和压抑.作者通过翔实可靠的叙述和分析,第一次全面展现了方言文学、国语运动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语言策略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既总结了方言文学的历史成就与经验,也反思了方言文学乃至“言文一致”主张的局限,而作者从中所体现的熔个案剖析与思潮研究于一炉的研究路向,也为今后现代方言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二
值得注意的是,刘进才在搜集史料时所持的是一种以“历史”为本位的态度.也即是说,任何有助于解释论证研究对象的史料,无论其学科属性,都可拿来使用.因此,他虽然将研究对象确定为“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但采用史料的范围并不局限于语言学和文学史,而是大胆穿越学科边界,进行跨学科的历史考察.对此,刘进才实有着相当的自觉.他在绪论中专列一节,提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跨学科研究蕴涵着研究者走出封闭的学科格局并力图实现创新的研究期待,也许正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碰撞激活了本学科内部原本察觉不到的新的生长点.事实上,很多看似不同的学科之间本来就没有壁垒森严的学科界限,而是存在着‘剪不断’的内在关联.因而,研究中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固守某一学科的领地,跨学科研究不但提供了研究创新的契机,也引发了新的学科的诞生.”(原书第8页)在作者看来,跨学科研究不仅需要在理论层面彼此互通、多方参照,更需要在史料发掘中破除我执、放开眼界,特别是解决类似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这样的重大的综合性学术问题,更不能囿于学科边界而划地自限.作者对此不仅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而且在全书的写作过程中加以贯彻和实践.上文所举两例,便是作者利用宗教史料解决文学史问题的好例.除此之外,作者还通读了以往并不被现代文学研究者所重视的《国文杂志》、《国文月刊》、《语文》月刊、《教育杂志》、《中学生》等一批教育类杂志,从中发掘了不少极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并与文学史料参照互证,从而寻空蹈隙,发现一些原本从文学研究视角难以发现的新问题.例如,书中对于现代国文教学与语言运动之间的关系格外重视,专设中编对此问题进行集中讨论.1920年教育部曾颁布一条著名的训令,规定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课都须统一采用语体文(白话),现有文学史著对之甚为看重,认为它代表着白话文在体制内合法性的确立,是白话战胜文言的标志.但是,这一历史事件对于中小学国文教育、现代儿童文学以及国语运动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切实影响,学界却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刘进才详细考察了民国小学国语初级教材的变化,通过详赡严密的史料分析,指出教育部训令的发布加快了现代儿童文学进入教材的步伐,从形式和内容上改变了传统语文教学模式,而国文教材的变化“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新一代儿童的语言习惯”(原书第118页).同时,由于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言文一致的语言主张更容易在儿童文学领域得到实现.通过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现代作家在不经意间也改变了自身的语言习惯.由此,作者对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与语言运动的复杂关系给予了创造性的辨析和总结,使我们对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现代语言运动的目标首先是在儿童文学领域实现的.以教育为旨归的现代语言运动呼唤并催生出现代新型的儿童文学文体,而儿童文学的发展和成熟又进一步巩固并扩大了现代语言运动的成果,并引领现代语言运动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迈进”(原书第131页).紧接着,作者又以三四十年代“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为切入点,考察了中学国文教学中的文言与白话问题,并从国文教学的角度回答了一个相当重要却也相当棘手因而长期被现代文学研究界所有意无意地忽略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新文学运动之后白话文已经取得了“胜利”,何以在公文布告、新闻社论、公私函牍等实用文体领域却是文言占据上风作者在清理几次论争的来龙去脉之后认为,白话文在中学国文教学中并不像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那样一帆风顺,相反,由于国文教材编撰理念的差异,这一问题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卷土重来的文化复古主义对国文教学屡有干扰；另一方面白话文自身也并非无懈可击.国文水平的“低落”,突出表现在应用文领域,其原因则在于新文学运动领导者从一开始就更重视“纯文学”教育,无论是“文学的国语”还是“国语的文学”,着眼点都在于文艺性的“美术文体”,因而忽视了白话应用文体的教材建设和教学训练.作者进一步认为,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与文言之争并没有平息,而是转入了教育领域；中学国文教材中文言与白话比例的消长,正是长期以来白话与文言不断斗争的曲折反映.现代国文教育与国语运动之间既互相促进又彼此制约,而40年代诵读教学的提倡,则代表了国语运动者和新文学作家在国文教学领域的自我调整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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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上文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发现在《语言》中并非个例,而是所在多有.如对于新式标点符号在现代白话文体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斯大林语言学理论对50年代作家语言的影响等诸多问题,作者都能够言人所未言,给读者以有益的启发,而这又是来自于作者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和充分掌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历史的的反复涵泳和体会.正是这样一种富于历史感的、跨学科的研究路向,使《语言》的学术成就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杨义先生便认为,《语言》的重要贡献在于“将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语文教学结合起来考察,打破了此前学界将语言运动、现代文学、语文教学三者分割的局面,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语言运动与文学生产的整体观”(原书第2页).按诸原书,这一评价实非溢美之词.此外,史料的丰赡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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