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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生活方面论文范文集,与明代经济生活与诗歌传统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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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可见一斑.又《醒世恒言》“张孝基陈留认舅”中老尚书所言的“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务营生不辞倦.从来劳苦皆习成,习成劳苦筋力健”则是务实传统下的民生关切,所谓“暖衣饱食非容易,常把勤劳答上苍”,作为儒家伦理的民间诠释,家训式的告诫每每包含着社会生存的现实关注,“士子攻书农种田,工商勤苦挣家园”,勤劳视野下的四民平等正导自于对商人辛苦的理解认同.与民间立场的同情态度不同,朱明政权以农为本的立国思路虽未因商业的作用发挥、影响扩大而改变,但部分施政者的“抑商”的观念却基于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思考而发生变化.“以经济自负”的弘治阁臣丘即承认“利之所在,民不畏死”,请求解除海禁,抽税管理,“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36).“亦足国用之一端”的价值认可正包含着对工商业经济的地位认可.吏部尚书倪岳认为“抑末固为政之理,而通商亦富国之术”(37).将“抑末”视作“为政之理”的思路中已然揭示出“以农为本”的立国政策并非完全出于纯经济的考虑,而固本态度下的“富国”肯定正导自于其对商业之经济作用的积极关注.张居正称：“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38).农商互补的经济思想已然突破了“抑商”的传统观念.随着国家经济思想中的商业认可,商人的社会地位自然得以相应提升.
除去观念的转变外,明中叶之后,经商成功的社会现实更使得商人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明中叶前期,各地商贩已有落定迹象,早期的行商积聚经数年的发展通常会演变为定居的商贾,既少却了奔波之苦,更照顾了“安土重迁”的传统情绪,商人的定居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自身的一些职业道德也由之凸现.“坐贾者,倚市廛,居奇货等然不敢恣为奸利,懋迁有无,必济以信,其有作伪罔利者,取济一时,久亦无以自立,此则贾人自然之法式也”(39).无论是受制于现实的经营规则,抑或导自于传统的道德影响,但与正统伦理相符的商人道德无疑成为士商互动的最大契合点.若王阳明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40)“同道”的指向关注正是四民平等的思想发端,只要能与治世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的心学思路于学理层面高度认可了商贾的存在意义,而直接引发王阳明这段论析的正是去士从商的墓表主人方麟“与其二子书,皆忠孝节义之言,出于流俗,类古之知道者”.又如李梦阳所作的《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中,蒲商王现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亦是相同的论调.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文坛盟主虽与商贾多有交往,但在其专门的《贾论》中却痛斥“贾之术恶”,而其批判的关注点正在商贾的淫侈奢靡：“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即此可知,士人对商贾的最大认可仍旧来自于传统伦理下的道德许可.
明代士人为商人及其亲属所作的大量寿序碑传自是说明士商关系的文献证据,这些文字大多交织着金钱交易,自不免阿谀,但明人别集中仍旧保留了相当数量为商人而作的寿序碑传,无论是自行编撰,还是后人裒辑,古人文集通常有着颇为严格的遴选原则,这些文字的保留,除“大全”的传统意识外,亦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士人对此类文字的认可,这当然也可算作对商人态度的一种转变,然而,约略翻检这类文字,即可发现不同程度的道德关注：
（社成公）起家千金,富好行其德等汴上远近诵公朴质,人争趋公等公居常衣不帛,食不肉,每食脱粟之饭,瀚濯之衣,泊如也.(41)
商人倪良玉“治生无他奇,惟勤俭是务”,“生平不为侏儒俳优之乐,不为六博围之娱,宴客有节,不为流连长夜之饮”,“蔬水适于膏粱,韦布适于纨绮,徒步适于车骑”.(42)
士人视角下的道德尺衡成为撰写此类文字的基本文化情绪,如归有光的《东庄孙君七十寿序》即特别称其认为“（孙）君非独饶于赀,且优于德也”(43),将之列为“以是为之序”的重要原因.当然,友人请托的情面难却,以及贴补生计的润笔收取均是为作此类文字的一般原因,但商贾所具有的传统道德却始终是这类文章的一般关注,尽管其中有着不可避免的饰美成分,但其所呈显的伦理取向却可说明士人对于商贾的接纳关注.“负重名垂四十年”(44)的李维桢颇称应酬文字的典范作者,“乐易阔达”的性格导致了“应之无倦”的文章行为,门下士的招揽乞请使其写就了大量的商人墓表碑传,然其却言：“国有四民,士为上,农次之,最后者工商,而天下讳言贾.新安贾人生好援内贵人,死而行金钱谀墓者之门,以取名高.士大夫至讳与贾人交矣”.明确点出士大夫讳与贾人交往的原因所在：攀附太监,以财求名――而此正即传统士行之不耻.同样,这位“文多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的高产作者仍旧以“贾人有孝弟者,又讳不为传,何也”(45)作为自己文学行为的合法辩护.汪道昆更言：“儒者以诗书为本业,视货殖辄卑之.藉令服贾而仁义存焉,贾何负也”(46).“仁义存焉”成为商贾与儒者平等对话的道德平台,道之所存,士之所志,能够服膺仁义,践履道德的古代商人已然具备了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至于外在身份的职业归属并无太大意义.如沈周《义商行》曰：“商程无山川,逐利是所征.商车无岁月,徇义岂其情.程君倜傥怀,久矣客辽城.前年聘少房,镒金酬娉婷.娉婷来归际,掩面泪纵横.谓翁坐逮赇,鬻夫未能盈.失身驯及妾,包羞履君庭.彦宽未毕说,毅遣诫亟行.人妻我可夺,人急我可乘.酬金弗汝责,毁券迹亦平.既以赎伉俪,复以赎笞.父子与夫妇,载造遂欢迎.义利在天地,有若水火争.达人识所向,遐迩腾芳声.我闻诘彦宽,辗尔无答.徐云勿多扬,我初不为名.我即低头拜,古谊重光荣.言欲劝薄,拙斐惟勉成.”前抑后扬的态度正折射出士人的核心关注.明代中叶以来的商业繁盛虽然使得商人的地位得以提升,但在有明一代,乃至整个传统社会中的士商互动中,“异术而同志”的道德认同感始终是士商之间最为基本、广泛、深刻的契合点.无论是由衷的赞许,抑或是应酬的饰美,表现于文字的道德关注所体现出明代士人对于商贾的基本文化态度.
士为四民之首的地位保持来自于其所拥有的文化优势,除去科举入仕的改换门庭外,儒雅风流的文化标识更是社会各色人等的仰慕所在,商贾亦不例外.凭藉雄厚的经济实力,商人仿效传统士人的审美趣尚,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标榜行为以抬高自己身份,不计花费,“倾赀延士”、“遍交名士”的行为亦屡屡见之.官本位社会中的商业行为莫不受到官员的限制,与现任官员和未来官员的士大夫交往,对于日后的经商发展自有益处,自是部分商人附庸风雅、结纳文士的用意所在,虽然动机不纯,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繁荣.而其中的真心向慕者亦不为少,若盐商程良学与文人雅士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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