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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生活方面论文范文集,与明代经济生活与诗歌传统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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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之计,当先使稍足于己,乃可无求于世.今人动作名士面孔向人,见人营治生计,即目之为俗.及至窘迫,或有干请乞丐,得与不得,俱丧其守,其可耻又岂止于俗而已乎”所言颇是,衣食不安,实难持守,温饱困窘之下,纵怀高志亦无力践履其实.所谓“通人作俗事,自有深意”,其“深意”之发端亦即于此,至言“大抵士未有不近情而能全节者,但不可为贪鄙人藉口耳”,依旧是士行维持下的心态关注.一般文士“营治生计”的手段大抵在笔底诗文.明代士人即或博取功名,所得官俸亦甚微薄,捉襟见肘,不免依赖诗文字画贴补家用,未通仕籍者,更不免作文鬻利,收取润笔.若“嘉定沈练塘龄闲论文士无不重财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思玄谓曰：‘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唐子畏曾在孙思和家有一巨本,录记所作,簿面题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尝有疾,以帕裹头强起,人请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马怀得言,曾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问曰：‘是见精神否?’（俗以取人钱为精神）曰：‘然’.又曰：‘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问何清物,则曰：‘青羊绒罢.’”(59).可见,收取润笔已为士人通习,并不为耻.当然,更大的认可则来自于所收润笔的用途,强起为文的都穆,“工文章,凡润笔之资,与异母弟共用,次及二儿,或推及门人弟子,食贫时多至不能备后事并药饵”(60).顾东桥视友人王韦之子王子新犹如己出,王韦故去,“人有丐先生文者,先生辄命以其润笔物送子新”(61).养亲济友的日用开销均可纳入传统士人立身持家的合理支出,在此层面上的收取润笔大抵有着无可厚非的正当意义.江南才子唐寅的润笔态度所呈现的却是另一种士人风流,因科场案受挫折的唐伯虎曾作《贫士吟》曰：“十朝风雨若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青山白发老痴顽,笔砚生涯苦食艰.湖上水田人不要,谁来买我画中山.荒村风雨杂鸡鸣,釜朝厨愧老妻.”所状清苦艰辛,正是失意功名者的一般写照,而诸如“扇头诗”、“画中山”之类的文艺行为更成为其赖以为生的主要手段.所谓“儒生作计太痴呆,业在毛锥与砚台.问字昔人皆载酒,写诗亦望买鱼来”,正是世态实情.其《言志》诗又称：“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迥异佛、道,不同农商的职守定位下正是儒生身份的心底关注,“不使人间造孽钱”的高标态度中,既有难抑的愤世感慨,更暗含着对自身“货卖”行为的辩解.复杂情绪推动下的唐寅以风流旷放的生活方式对抗社会,宣泄不满,佯狂买醉：“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眼前富贵一枰棋,身后功名半张纸”.疏狂放浪的处世态度换得“内园歌舞黄金尽,南国飘零白发生”,但于藉以谋生的诗赋字画却每每“自惭称作者”,谦逊原非唐寅本色,“书画诗文总不工,偶然生计寓其中”,正是言有所本的切身感受.又陈献章善画梅,人持纸求索者,多无润笔,遂题其柱云：“乌音人人来.”或诘其旨,乃曰：“不闻鸟声曰‘白画,白画’.”客为之绝倒(62).雅谑之中,实则暗含着这位事亲居家的白沙先生于润笔的关注留心,一代儒者自不会主动索求润笔,但“居常只谩过,即事始知贫”的陈献章却不免遭际“一室无多事,贫家每作难.从来无厚积,况复不能悭.贷粟干知友,营材入远山”的生计尴尬.在贫至借贷的艰难情状下,留意润笔,正为常情.可见,白沙先生虽不妄作文字,却也不拒润笔,而此,正为明代儒者的一般润笔态度：虽不汲汲索取,却也来者不拒,当然,对于作文对象、诗文表述亦大抵有着程度不一的选择标准.
虽出于无奈,作文润笔毕竟获得了生计压力下的合理存在,而鬻文行为中的商业因素自然因之滋长.正统进士叶盛《水东日记》载,“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至成化间,翰林名士的一篇文章,润笔已过二两白银,而到正德之后,更高达四五十两.润笔费用的飞涨正是商业因素的力量张显,数十倍的差距并非因物价上涨而造成,乃是一般士人趋利尚俗的恶果.最初不得不为的谋生之作,已于商业潮流的影响之下蜕变为求利媚俗的工具.明人集中的家谱序言、送行序记、墓志碑铭数量尤夥,却多是些毫无生气的通顺文字,大多皆因“利”字寓于其中.相较而言,鬻“诗”求利的行为则要少一些,篇幅短小的诗歌在“文”、“钱”贸易中虽算不得青睐对象,但附庸风雅者的求取行为却也屡见不鲜,此类作品亦为数不少.此外,诗歌又常与字、画相伴出售,在明代数量庞大的书法作品以及题画诗中亦有不少因利而为的诗作,较之一般的应酬文字,此类作品就更为低下了.
发乎情,止乎礼义,历来是诗学传统中的典范法则,但原本心灵层面的“止乎礼义”此时却受到了来自世俗世界的现实冲击.无论是无奈的被动握笔,还是有意的求利挥毫,商业化的诗歌行为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代士人的谋生压力,但对于明诗本身的发展却算不得有利的条件.以“求利”为目的的诗文创作虽是特定文学生态下的必然产物,但其于文学言志抒情的传统终究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职能分流.
较之传统社会,明代经济生活有着颇为复杂的变化,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工商业经济的发达,国家专卖控制的放松,整个社会被越来越多的卷入市场活动中,全国性的商业网络渐具规模,商人的经济控制能力日益彰显,甚至出现了各种形态的海上贸易,但以农为本的立国思路始终未变,农业依旧是国家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农业社会的主流文化特质亦未改变.“明代中国是一种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按照一种古代农业社会的理想把自己概念化”(63),经济的变迁虽然造就了剧烈的社会冲击,但农业经济形态主流延续以及科举制度下士人地位的保持,却意味着明诗的文学生态并未遭致根本性的破坏,明诗的发展主脉亦未受到太大影响.有明一代,工商业的繁盛虽不过是明诗视野中的一道侧影,远未能直接改造作为正宗文体的传统诗歌,却已于社会层面完成了商人地位与士人态度的转变；经济压力下的治生言利更以基本的生计关注渗入士人的诗歌行为,并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呈现出左右创作的一定影响力.经济的变迁当然为明代士人的安身提出了新的命题,但作为传统精神汇结的诗歌姿态所言说、熔铸、承载的立命原则却依旧着保持不变的社会批判、道义质性与人文关怀.
①(24)(63)崔瑞德等《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641、149页.
②《洪武宝训》卷3,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所影印本,第37页.
③④《明会典》卷58,卷32,四库全书本.
⑤⑧(33)(34)(49)(50)(53)朱彝尊《明诗综》,乾隆刊本,卷100,卷100,卷68,卷29,卷97,卷97,卷97.
该文出处 http://www.sxsky.net/wenxue/030452322.html
⑥⑦(44)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45、513、1895页.
⑨徐光启《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69页.
⑩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3,《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
(11)嘉靖《常熟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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