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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语言艺术论文范本,与中国诗学的语言哲学内核与语言艺术模式相关论文答辩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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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诗学的民族文化特质,是由汉语诗歌创作与理论批评所独有的语言哲学的内在精神和语言艺术的实践模式历史地决定的.以《老子》首章之立言方式为标志,思想领域的“名道”学说,以其两端同出而相互生成的名物玄同观念,导致了中国诗学的语言哲学内核――“言难言”和“言无言”互动的语言艺术精神.这一艺术精神贯注于诗学传统,经历了三次关键性的实践塑造.中国诗歌语言艺术的经典模式,是对应于语言哲学之名物玄同观的“赋兼比兴”模式.
站在前此曾经持续了十余年的“回顾与前瞻”的学术高台上,在世纪之交结账式的学术热潮悄然退去,从而事实上已拉开一定的思维距离以后,重新冷静地审视关于中国诗学原理的阐释历程与诗歌艺术批评史的描述经验,并真诚地期望着对此前“回顾与前瞻”之际所提出的问题,诸如“元理论”、“核心范畴”的确认与阐释问题,以及传统文论话语的现代转换问题等等,能有实际探询的深入和突破,那就非再次凸显“问题意识”不可.而首要的“问题”无疑应该是基于诗歌是为语言艺术之精华这一点,从而探询其语言哲学内核与语言艺术模式.
《老子》名道论正读
任何关于中国诗学精神的终极提炼,都无法不与“道”这一范畴发生关系,而在中国先哲关于“道”的阐说中,最富有语言哲学意味,也最富有诗学意味的,无疑正是《老子》.如果说由《论语》载述的孔门《诗》教内容,以及新近发现的《孔子诗论》,蕴含着中国诗学与政治教化密切相关的丰富思想,那么,以《老子》围绕“名”“道”的论说为焦点,则可以透视中国哲思诗学的深奥内容,尤其可以窥见诗歌艺术作为语言艺术之精华的语言哲学的奥秘.
讨论诗学而循“原道”理路,已然成为学术传统.从郭绍虞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指出,一个“道”字实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的问题①,直到当今学人展开有关传统诗学思想的本体价值阐释,无不视传统哲学思想与诗学理论共言之“道”为核心范畴.“‘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崇高的概念”②,经历了三千余年漫长的阐释历史,尽管其具体意义可因阐释之角度不同而分别为“道路之道”、“天人之道”、“太一之道”、“虚无之道”、“佛之道”、“理之道”、“心之道”、“气之道”、“人道之道”等③,但“道”作为“崇高”“终极”概念的阐释立场,却又始终未变.或者如海外专家所言,这是一个具有诠释的伸缩性和开放性的论说体系.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由于这一伸缩与开放的论说体系的中心,正是那唯一的本体――“道”,因此,完全可以说,实际存在着一个“道中心主义”的思想阐释传统,在中心位置上,“道”的唯一性、第一性是不容怀疑的.恰恰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思想史上各家共同言“道”这一事实,除了说明“道”的终极价值外,是否同时又赋予这一事实类似于“我说(道)故我在”的性质需要注意到,具有中国哲学之元性质,从而也就具有中国诗学之元性质的《老子》,其首章阐说所显示者,恰恰具有在“道”这一中心存在身边并排安置“名”的特性.与此相关,陈鼓应曾比照《老子》通行本和郭店本在四十二章文字上的不同,指出郭店本“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较之通行本“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更接近祖本,也更与首章义涵相通.④他因此又指出,实际上可能存在着一个漫长的哲学的误读史.既然如此,就需要正读.
首先,需要考察相应的思想言说的大语境.《庄子知北游》云：“大道,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一面感叹其“难言”,一面又表示“将为汝言”,从而造成一种“言难言”的特殊言语态度.《庄子外物》云：“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应该是深刻影响到中国诗学思想的一种集观念性和方法论于一体的论述了.问题在于,人们长期只关注于“得意忘言”,而忘记了“安得大忘言之人而与之言”这句关键性话语中的“与之言”.《庄子寓言》云：“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在这里,除了言说是“言”而沉默也是“言”这一浅显的意思之外,既有对言说之澄明的追求,也有对言说之不得已的说明,其意蕴复杂,未宜片言论断.其中关于“忘言”之义,人们已经阐发得十分透彻了.现在需要关注的,恰恰是“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的“言”.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一段为人熟知的史书描述,竟然也用了“强为我著书”这样的语气,实在耐人寻味！司马迁是否因为《老子》曾明言“强为之名”、“强字之”、“强为之容”而模拟其语意语气呢值得认真考虑.在习惯性的阐释方向上,司马迁之所以如此描述者,是为了显示“不得已著书,故郑重于发言之首,曰道至难也”⑤之意,是为了表示“五千言不过是权宜性的假说”⑥.如此阐释的合理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先哲们面对“难言”之“道”时又曾表现出执著于“言”的主观努力,从而使其所谓“强”者,除了勉强的意味外,还有执著而强行的意味.
从一般的思想史发展的逻辑上推求,这种对“言”的执著,与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人类认识世界的理性自觉直接相关.《老子》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十五章亦云：“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志.夫唯不可志,故强为之容.”两章都用了一个“强”字,细心体悟,其中既有勉强之义,也有强行之义,前者表现出先哲对终极之超然存在的敬畏、崇拜以及难言其妙的无奈,而后者则表现了先哲对自身认识理性与言说功能的自信与执著.正是这种自信与执着,培育了中国士人哲思诗意的修辞传统,在“强为之名”、“强为之容”的不断实践中,养成了情寄于“微妙玄通”的诗性言语思维习惯.
《老子》辩证思维的特点,必将首先表现为其道论的辩证言语模式.不错,《老子》有云：“道隐无名”、“道恒无名”,但同样真实的是,《老子》又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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