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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艺学论文范文例文,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相关毕业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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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那种赤裸裸的利益之争,而是表现为似乎与利益无关的文艺观念之争.但是依据布迪厄的观点,这种所谓观念之争不过是利益之争的隐晦、曲折表现而已.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的重要特点就是把利益观念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生产或者符号生产领域,以便建立一种“关于符号利益的社会学”或者“关于符号权力的政治经济学”,从而扩展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布迪厄认为,在强调经济结构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的时候,马克思主义通过把利益的观念严格限于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把符号的与政治的方面视作缺少自己的利益,而再生产了古典的主观／客观的二元对立.这一二元对立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而布迪厄则通过把经济利益的观念扩大到包括符号或非物质的方面(以及物质的方面)而超越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论.”16布迪厄借鉴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与利益相关的,其中包括符号的追逐(symbolicpursuits)17.他的“实践的科学”把所有实践都分析为“指向物质或象征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符号利益与物质利益一样,都被看作是客观存在的利益形式.但是,包括文艺学知识生产在内的文化生产领域毕竟不同于物质经济领域,其利益的追逐也有自己相应的特点.布迪厄常常称之为“存在于超功利中的功利性”、“不被承认的利益”等等.这一点最深刻道出了文化生产领域利益追逐的秘密和特性.因为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域,文化资本也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本形式.与经济领域赤裸裸地追求利益不同,文化生产场域(特别是那些由专家学者等同行组成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奉行的常常是文化的非功利性和知识分子的超越性的神话,那些在文化生产场域追求赤裸裸的物质利益的人将失去同行的认可,这就是所谓的“赢者输”(thewinnerloses)逻辑或“颠倒的经济”(reversedeconomy).“颠倒的经济”或“赢者输”的逻辑还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在市场上赢得巨额利润的学者／文化人(比如余秋雨、易中天等),经常受到学术界同行的声讨和批判,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学者.这里涉及布迪厄对于文化生产场的分化的分析.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被划分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和批量的文化生产场.有限文化生产场是高度专门化的文化市场,参与者为了争夺决定何为最合法的文化形式的标准而斗争,其努力的目标指向同行的认可.在这些专门化的文化场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高度专业化、自主性程度很高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它们是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的,可以称为“纯科学”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场域；而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域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或大众趣味等“外在”标准.它们生产的是可以迅速地或现成地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大众文化商品.布迪厄认为,这使得那些更加擅长把他们的作品市场化的文化生产者与那些在这方面不擅长的文化生产者相互竞争.
这个观点同样适用于文艺学知识生产领域.最明显的是,在文化艺术领域奉行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非功利性的作家和理论家,实际上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一种“颠倒的经济”的方式――在赢得自己的利益并积累自己的文化资本18.文学自主性理论表面看来是一种非常“超功利”的理论,或者说,超功利性正是文学自主性理论的核心.但是历史地看,自主性理论的提出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是对原有工具论(包括宗教工具论、政治工具论和经济工具论)文艺学的颠覆,同时也是对于此前文艺学场域结构及其资本分配结构的颠覆.这对于倡导自主性的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一次于自己十分有利的资源再分配和权威再分配的机会.“文学的自主自律”、“创作和批评的自由”等诉求既是对于工具性、功利性文学的反动,但同时也是精英知识分子争夺和确立自己话语权威和话语权力的策略.这两者在当时不但不矛盾,相反是相互强化的.它的自主性和政治性并不矛盾19.必须强调的是,指出自主性诉求背后的利益牵连(“非功利的功利性”)并不是对于它的历史进步意义的否定,更不是暗示自主性理论的倡导者都是一些为自己谋利的阴谋家.对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反思社会学分析只是揭示了文艺学场域的行动者(不管他选择什么样的策略)的利益牵连,却并不能以此取消对于不同行动者(在本文中就是文艺学知识场域中的各种专家、教授和其他相关人员)的不同策略选择的价值评价,也就是说,它并不认为价值判断完全不能用于文艺学的知识生产领域.此外,对文艺学的社会学反思也不认为自主性理论的倡导者有十分明确的利益动机.相反,它认为,即使所有的文艺学行动者的策略选择(包括其文艺观点、文艺立场、文艺趣味等)客观上都不可能和利益完全脱离干系,但这种利益牵制是由场域的客观结构和行动者的客观位置决定的.这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文学艺术领域的符号生产者都那么有意识或理性地计划好自己应该生产什么样的知识,都明确知道怎样的选择才是最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正是为了突出行为――包括文化和符号的生产行为――的利益定向,布迪厄把人的“行为”说成“策略”.策略是与物质或符号利益的最大化相联系的.作为策略的行为表达了这样的观念：个体的实践本质上与利益相关,行动者尝试从定位(situation)中获得利益.但对于布迪厄来说,策略并不指对于目标的有意识的、精心计算的追逐.正因为这样,布迪厄反对理性行为理论.相反,他把行为视作在前反思或无意识的意识层次上得到模式化并获得利益定向的.
四调查问卷事件:一个文学案例的反思社会学分析
在1997年5、6月间由南京青年作家朱文等发起的“调查问卷”事件中,不同的占位决定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文学观念的情况得到了戏剧性的表现.朱文的“调查问卷”名为“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五份答卷”,涉及到的调查对象是全国70多位作家,主要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所谓“新生代”作家(当时还没有什么“七零后”、“八零后”一说),既不包括贾平凹等“中年前辈”(更遑论王蒙,刘心武等),也不包括余华这批虽出生于1960年前后,但成名甚早的年轻作家.可见,这个问卷是有意识地将那些基本上还没有进入权威文学机构,没有占据文学场域核心位置,没有得到权威评论家承认的年轻作家和评论家为调查对象.相应地,问卷中所列的13个问题,也特别指向一切权威性的文学机构和社团(作家协会)、刊物(《小说选刊》、《人民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以及权威性的作家、评论家和思想家(鲁迅、钱钟书、海德格尔、罗兰•,巴特、福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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