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学论文范文例文,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相关毕业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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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绝大多数答卷者都对这些形形色色的“权威”进行了异乎寻常的激烈抨击(诸如“作家协会是公共厕所”、“茅盾文学奖一文不值”).如果从反思社会学的角度解读这个问卷,那么很明显,这是体制外或虽在体制内却没有占据核心位置的作家们的一次集体造反,造既成文学场的结构和秩序(这个结构和秩序就是由官方的权威性协会、刊物、著名作家、权威性的奖项、著名评论家等构成的)的反.虽然问卷的发起者绝口否认该活动和自己的利益计算有任何瓜葛20,但是我仍然把它解读为是一次特殊的利益之争(以否定利益的面目出现的利益之争).他们采取的是完全否定既成的文学秩序和文化资本分配结构的激进态度,即完全不承认以作家协会和茅盾文学奖等为代表建立起来的官方文学场结构,不承认它们的权威性.这样,不管是否是有意,他们都是在摧毁对自己不利或者自己还没有享受到优惠的文学场的结构,而这个结构的瓦解对于他们从边缘进入中心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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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观点看,文学场同样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场域,其中最明显的斗争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之间的对抗.争夺场域中的有利地位的斗争,“使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实施资本分配与界定的垄断性权力的人,与那些想要篡位的人相互对抗.”21布迪厄借用了韦伯的“牧师”与“先知”这对概念,把这种冲突描述为在场域中已经确立有利地位的“正统”(即文学场中的各种权威)与“异端”之间的斗争.他认为,前者倾向于采用保守策略,而后者则相反,倾向于采取颠覆策略.这个基本的冲突结构不仅适用于宗教,也适用于所有的文化(包括文学)场域.布迪厄在知识场域、特别是学术界也看到了相似的对立：这就是“文化的掌门人”(thecuratorsofculture)与“文化的创造者”(thecreatorsofculture)之间的对立,前者是知识的合法化系统的再生产者,而后者是新知识系统的创造者22.但上述“正统”和“异端”、“掌门人”和“创造者”、“卫道士”和“挑战者”的对立结构是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的存在前提的,他们是辩证地联系、捆绑在一起的.正统通过在文化场域中实施的区隔(distinction)逻辑(比如对于文学的雅俗、高低、正邪等等区分)产生着自己的“异端”,没有“正统”就没有“异端”,没有“区隔”则两者都不可能存在23.“挑战者”迫使“卫道士”想方设法防卫自己的特权,而这种防卫反过来又成为颠覆的基础.

除了保守和颠覆,布迪厄实际上还谈到了第三种策略类型：继承.他说：“保守的策略常常被那些在场域中占据支配地位、享受老资格的人们采用,继承的策略则尝试获得进入场域中的支配地位的准入权,它常常被那些新参加的成员采用；最后,颠覆的策略则被那些不那么企图从统治群体中获得什么权利的人采用.颠覆策略通过挑战统治者界定场域标准的合法性而采取了多少激进的决裂形式.”24也就是说,在保守和颠覆之间还有一个“中间派”,这些人还不是文化场域中的权威,不像卫道士那么保守,对“卫道士”也心存不满；但却有希望成为“卫道士”的继承人,因此采取中间派立场.在我们刚才分析的《断裂》中,也有相当部分这样的人.比如朱文讲到,“一个北京作家收到问卷的当天打来一个热情洋溢的,高度赞扬了一番《断裂：一份问卷》,但是也说到自己的难处,在作协下属的单位上班,所以有些问题很难直接回答.”此外他还提到：有些作家害怕接到问卷,有些作家打告诫另一个作家“答卷时小心点,因为你翅膀还没长硬.”25这些“中间派”明显属于既不满又不敢公开挑战权威的“新来者”.

五重构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语境――兼论文学的自主性问题

除了对于文艺学知识生产场域本身反思性建构外,对于文艺学的社会学反思还必须反思性地分析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条件.如果说,学术场域的占位分析要求勘定行动者(在本文即文艺学知识生产者)在特定的学术场域中的特定位置；那么,社会历史分析则要求打破知识场域与非知识场域的界限,在不同场域的关系中思考文艺学的知识生产问题.如上所述,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既是把对象分离出来的手段,同时又是一种关系性概念,反思思维又称“关系思维”.文化生产场域虽然有自己的相对自主性,不能还原为经济场域或政治场域,但是它和其他社会文化场域依然存在深刻的(虽然不是直接的)关联性,其自主性也是相对的.任何一个时期的文艺学知识场域都处于比它更大的社会空间中,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的,不能本质化,这是因为这种关系因具体的时空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其紧密和直接程度常常决定了文艺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性程度.

如果回到中国80年代的历史语境,那么,文艺学的自主性诉求和其他社会场域,特别是政治场域的关系就表现得非常清楚.事实上,包括自主性在内的整个80年代文艺学美学的主流话语,与政治权力场域的关系都甚为密切.可以说,80年代美学文艺学热,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热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内在联系,在于它充当了当时思想解放(意识形态革命)的急先锋,它呼应了当时改革取向的政治精英的合法化需要.无论是普遍主体性话语、人的自由解放承诺还是学科自主性诉求,都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相关,它们本质上依然带有强烈的功利性、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对此刘再复倒是看得很清楚,他指出：“我国正在发生伟大的历史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时代精神(引者按：指思想解放运动)一定要影响到文学研究领域.”26审美与艺术场域的自主性诉求正是因其与政治权力场域的紧密勾连而上升为当时的文艺学主流话语,它发挥着与18世纪启蒙主义相似的解构一体化、神圣化的僵化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一诉求直接针对极左政治对于文艺的粗暴干预,而否定极左政治和极左意识形态,包括极左的工具论文艺学,正是当时改革取向的新政治精英的取得自身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在这一点上,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达成了重要共识.

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文艺学自主性理论的直接政治背景,正好是具有强烈官方色彩的第四次文代会和第四次作协代表大会.在1979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祝词”中,邓小平代表中央宣布不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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