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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有关论文范本,与佛教对中古议文的贡献和影响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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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印度传来的佛教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思辨理论,其中的“论”是这一思辨理论的集中代表；中国东晋高僧慧远及齐梁崇佛文人刘勰从佛教和文学两方面对“论”作了深刻分析和阐述；魏晋玄学家在议论文的写作上借鉴了佛教“论”的思辨方式,东晋南朝的僧人及崇佛文人慧远、宗炳、沈约等在其议论文中直接引进了佛教“论”的思维方式,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的议论文也受到了佛教“论”的潜在影响.佛教对中古议论文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文学有着广泛、深刻、久远的影响,在诸多文体当中,议论文与佛教的关系,却少有人关注.在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诸多论著中,仅有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①一书涉及议论文与佛教的关系,故显得弥足珍贵.议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程度.一个民族的议论文的优劣,直接反映出该民族逻辑抽象思维的水平和能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中国古代的议论文反映出了古代汉民族逻辑思维的能力和水平.本文拟就佛教对中古议论文的贡献和影响做一粗浅的探讨,以期引起研究中国各种文体史的学者对这方面的重视.
一
对于议论文来说,中国本土并不欠缺,先秦诸子的议论文就很发达.墨、孟、庄、荀、韩等诸家为了施展其政治抱负,竭力加强文章的论辩色彩,使之具有说服力.然而,先秦先贤们的论辩思维模式基本上是“立象取义”②式的,即通过塑造形象,以譬喻、寓言、模拟的方法来说明“微言大义”③或“要言妙道”④.长于譬喻、寓言的孟、庄如此,就是擅长逻辑思辨、为文主张“三表法”⑤的墨子及其后学,仍然跳不出“立象取义”思维方式的窠臼.汉初贾谊、晁错等人的议论,立论深刻,思维严密,主题紧扣,见解不凡,很少带有孟、庄譬喻、寓言之痕迹.遗憾的是,汉代的整个思想文化政策偏重儒、道两家,致使长于逻辑思维的墨家沉积于历史底层.两汉解经,不是从理论上入手,而是偏重于训诂,即从音韵、文字等方面对儒家典坟进行考释,形成了“小学通经”⑥的理路.论辩色彩的减退,逻辑思维的淡化,给议论文带来了严重的思想荒芜和方法空缺.值得庆幸的是,两汉之际,从印度传来的佛教,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理论思辨.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它是劝导人们出世的；但作为一种文化,它凝结了古代印度人的思想智慧、生活实践的成果.尤其在思维领域,佛教很早就发展了一套辩证思维.恩格斯指出：“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身的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已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⑦
佛教极为重视对概念的研究,它往往从宗教的实践活动规定概念,用宗教原理给这些特定概念下定义,通过对特定概念进行分析,演绎出其思想理论体系.佛教中的“阿毗达磨”⑧就是运用概念分析、研究而建立学说体系的.如最早的汉译佛经之一的《阴持入经》⑨,就对佛教的基本概念“五阴(蕴)”(色、受、想、行、识)、“十二入”(眼、耳、鼻、舌、身、意及色、声、香、味、触、法等内外各六)进行了逐个的分析,提出了“无常”、“无我”的基本教义,推导出了社会人生的“苦”和宇宙世界的“空”,建立起了一套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和不可知论的认识论⑩.这种对概念的条分缕析、层层递进的论证方法,是中国本土文化中没有的.东晋后期,小乘的主要论藏基本上译介了过来,形成了专门研习论藏的毗昙学派.尤其是鸠摩罗什在长安译出了大乘论藏《大智度论》,更将毗昙之学推向了新的高潮.南方佛教领袖慧远专门论述了“论体”：
论之为体,位始无方而不可诘,触类多变而不可穷.或开远理以发兴,或导近习以入深,或阖殊涂于一法而弗杂,或辟百虑于同相而不分.此以绝夫垒瓦之谈,而无敌于天下者也.尔乃博引众经以赡其辞,畅发义音以弘其美.美尽则智无不周,辞博则广大悉备.是故登其涯而无津,挹其流而弗竭,汪汪焉莫测其量,洋洋焉莫比其盛.虽百川灌河,未足语其辩矣；虽涉海求源,未足穷其邃矣.若然者,非夫渊识旷度,孰能与之潜跃非夫越名反数,孰能与之澹漠非夫洞幽入冥,孰能与之冲泊哉[11]
慧远把“论”(毗昙)作为“体”[12]来探讨其本质属性,这在佛教史上还是第一次.慧远认为：一、“论”的本质属性是“位始无方”,“触类多变”.前者是说,“论”一开始就没有具体方位和规矩的,它无处不在却又处处显现而不可追问；后者是指,“论”是变化多端的,它因各种事物的性质来变现而不可穷尽；故“论”超越了凡夫俗子之谈,所以是“无敌于天下者也”.二、“论”的形式特点是“博引众经”,“畅发义音”.前者是说,“论”广泛援引佛教经律来丰赡其文辞,这样就可使论辞详备,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后者是指,通过畅达阐述佛教教义和音声来弘扬佛教音声、教义之美,使般若智能无所不周.三、“论”的基本特征是“辩”和“邃”,即论辩和深邃,就是说,“论”就要具备雄辩性和深刻性,否则,不成其为“论”.应该说,慧远总结的这三个说法抓住了“论”的要领和实质.
佛教的“论”,在来源上还得益于它的“论议”[13]和“论辩”.佛教信众为了深入学习和领会佛陀的教义、教理,相互之间经常设问、答辩；同时,还要与其它宗教或学术派别论战,以捍卫佛教的正确性和正教的地位.佛教就是在与敌手论辩的过程中成长壮大的,如唐玄奘在印度留学期间,就在著名的那烂陀寺与印度教徒举行了擂台论辩,取得了胜利[14].可以说,论辩是佛教训练信徒思维缜密、推理严谨的一个颇为有效的方法和优良的传统.佛教徒采用设问、答辩的基本方法是“四记问答”：
记有四者,谓答四问.若作是问：一切有情皆当死不应一向记,一切有情皆定当死.若作是问：一切死者皆当生不应分别记,有烦恼者当生非余.若作是问：人为胜劣应反诘记,为何所方若言方天,应记人劣.若言方下,应记人胜.若作是问：蕴与有情为一、为异应舍置记,有情无实故,一异性不成,如石女儿白黑等性.[15]
四记问答：是指解答诸质问时,依所提问题的性质而将回答的方式分为四种：(1)一向记,对于所问,直接以肯定的方式予以回答；(2)分别记,对于所问,一一分析解剖后,再给予肯定或否定的回答；(3)反诘记,不直接回答,先反问对方,在反问中使其悟解,或以反问来彰显问意后,再给予回答；(4)舍置记,对于所问,如属于不应答或不值得答者,则舍置不答,或告知对方此问题不值应答.在此之前,汉译的《大智度论》在讲到佛陀说法时的分析、阐述已运用了“四种答”：
念佛所演说者,佛语美妙皆真实,有大饶益.佛所演说,亦深亦浅.观实相故深,巧说故浅,重语无失,各各有义故.佛所演说,住四处,有四种功德庄严：一慧处、二谛处、三舍处、四灭处.有四种答,故不可坏：一定答、二解答、三反问答、四置答.佛所演说,或时听而遮,或时遮而听,或听而不遮,或遮而不听.此四皆顺从无违.”[16]
佛陀说法,灵活机动,针对不同听众、不同问题,采用“四种答”,起到了极佳的效果.正是这“四记问答”的论辩方法,使得佛教信徒普遍擅长辩论.《华严经》云：“若能知法永不灭,则得辩才无障碍；若得辩才无障碍,则能开演无边法.”[17]佛教中专有“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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