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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有关论文范本,与佛教对中古议文的贡献和影响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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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念俱忘,超凡脱俗,神灵永存.沈约不仅从侧面论证了神不灭,还给凡人一个由凡至圣的美好希望,极具诱惑力.从沈约的“论”文来看,它的每一个逻辑前提“都脆弱得像秋风中的败草”[46],但因其议论精深,推理缜密,把范缜的《神灭论》逼向了绝路.再加上沈约的文雅辞丽,言简意赅,字里行间暗含有一股气势,使对手无力辩驳.
在这场佛教神不灭的大辩论中,佛门中人与崇佛文人撰写的“论”文,皆以捍卫佛教地位为己任,以明扬佛道为目的,初步形成了“文以明道”的思维框架和实践行为,给唐宋古文运动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在实践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四
唐代的古文运动倡导为文的散文化,为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从中唐古文运动领袖们的古文看,议论文是其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层的思维领域,这些议论文的写作明显地受到了佛教议论文的深刻影响.即便是以辟佛著名的韩愈,其议论文也受到了佛教的潜在影响.
在中国文化史上,韩愈的反佛力度之大,绝不亚于“三武一宗”的灭法.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直谏宪宗李纯崇佛[47],其胆识之盛,骨气之刚,实属罕见.韩愈反佛的着眼点在于世俗社会的诸多方面：政治上,佛教至中唐出现了鼎盛的局面,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活跃于社会舞台.僧人干政和政治人物借助佛教势力而登上政治巅峰的现象已是司空见惯.经济上,佛教藉政治势力,通过强占、购买、受赠等方式,扩大土地和田产,不断增建寺院[48],使得寺院经济迅速膨胀[49],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税收.有的时候,官、民还得拿出钱财,捐助寺院,供养僧尼,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政府和民众的经济负担.如,长安的西明寺、慈恩寺等,所有供给,一律由朝廷负担[50].军事上,佛教广度僧众,使大批青壮年躲入空门,逃避了国家的兵役,直接造成了国家兵源的荒匮.而中唐时期,西北、西南方的回纥、吐蕃、吐谷浑等不断东扩,屡犯京畿地区,对唐帝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如唐代宗李豫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军就曾攻陷京师长安[51].同时,国内的藩镇割据,时与朝廷作对,也消耗了朝廷的大量兵力.不解决兵源问题,保家卫国则无从谈起.基础建设上,大量青壮年遁入佛门[52],致使劳动力严重短缺,国家、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难以顺利实施,严重制约了社会的迅速发展和民富国强.文化上,夷夏之别在齐梁的激烈争辩后趋于消停,外来的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对本土文化冲击巨大,盛唐、中唐曾掀起过学习西域宗教文化的高潮,如西域宗教的音乐、舞蹈、雕塑、绘画等,儒教的核心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解构.不排斥外来文化,本土儒教的伦理道德则难以弘扬.基于上述原因,韩愈抱着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才理直气壮地站出来愤斥佛教之患.然而,韩愈的反佛只限于佛教弊端的现象,而对佛教的根本教义,如缘起说、无常无我说、真空假有说、神不灭论、三世轮回说、佛性论等等重大问题,却只字未提.这一点柳宗元在与韩愈的辩论时就已指出：“退之所罪者,其(佛教)迹也.”[53]明代茅坤也说：“其(韩愈)议论亦只以福田上立说,无一字论佛宗旨.”[54]这绝不能说是韩愈的疏忽或他对佛教的陌生,究其实,必有深层原由.
从韩愈议论文的立论来看,它们在很多方面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如韩愈所竭力构建的“儒道”和“道统”,就明显带有佛教的痕迹.韩愈之前的儒家论“道”,基本上是就社会现象层面而言,是一种以伦理学为基础来指导社会人生的行为准则.而韩愈论“道”,则想把现象之“道”提升为本体之“道”.他认为儒“道”不但具有“仁”与“义”之实,还具有“虚位”的性质.[55]这样一来,“道”就既具有现实性、具体性、经验性又具有本体性、抽象性、超验性的特点.在韩愈看来,“道”与现实的关系是：“‘圣人之道’是本体,而整个现实中的万事万物,从社会生产到上层建筑都是他的体现”[56].显然,这样的立论形式大有模仿佛教论“佛道”模式的嫌疑.韩愈的“道统”,也“是从当时佛教的‘法统’移植过来的”[57].再如,韩愈论“人性”,也有佛教“佛性论”的影子.佛性是指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可能性、种子.性谓本来具足、不受外在影响而改变的本质.佛性论即心性论,它从东晋后期至南北朝兴起后,便迅速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派之一.盛、中唐的禅宗主要是在佛性论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惠能的“见性成佛”[58]思想倡导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59]的本质不改的属性,而否定了后天外在的情欲熏染.韩愈认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60]韩愈把“性”与“情”分开,认为前者是人具有的先验本质,是不可改变的；后者则是人在后天与外界接触的产物,是可以变化的.显然,这样的认识判断与禅宗的判断具有内在的相似性.韩愈还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三品不能改变其根本.这就等于说下品之人不管如何加强修身养性,也无法成贤致圣了.这比起佛教的“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说法显得逊色了许多.他把最为广大的社会下层百姓逐出了美好的精神家园.而佛教却给广大的黎民百姓展示和许诺了美丽的精神境界.所以,韩愈的反佛并不能得到下层百姓的支持,充其量也只能在知识上层的湖面上掀起点微波而已.
从韩愈议论文的行文来看,它们运用的判断、推理以及对概念的分析同样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如韩愈用《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五篇文章作为立论的纲领,颇似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的五篇文章.就《原道》而论,其行文颇具理论色彩,比此前的儒者之文在理论思辨上大大提升了档次.《原道》一开始分别用单称判断、关系判断和复合判断给“仁”、“义”、“道”、“德”下了定义,然后集中对“道”的概念深入分析,指出“道”是佛、道、儒三教所共有的范畴.但是,三教对“道”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从儒教的方面讲,作为本体的“道”具有抽象性和超验性(“虚位”),而作为现象界的“道”则具有伦理道德性(“仁”与“义”).韩愈对“道”的进一步分析不是扩展其本体的一面,而是强调了它的现实社会作用的一面：
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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