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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所以成仿吾论文的题目就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在他们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是“资本与封建之争”,“赛德二先生,是资本主义意识的代表”.因而他们对五四新文学的作家及其文学加以了猛烈的攻击,乃至要“用十万辆无烟火药炸开”它的“乌烟瘴气’(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郭沫若将鲁迅定性为“二重反革命”).因而他们在高扬起普罗文学旗帜的同时,否弃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现代性启蒙的核心价值(自由、民主与科学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高度民主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吸取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一切优良传统和思想.它的三个来源便充分表现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历史基地上,才产生和发展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革命的主张,成为无产阶级进行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武器.它揭露、批判、抨击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虚伪实质,也仍然是以接受和消化了资本带来的整个文明的进步(其中就包括自由民主等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各方面)为前提和基础的.所以《共产党宣言》也才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深刻的基本命题”.在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坎坷风雨的教训之后,这是格外令人沉痛的.
而他们之所以会出现失误,不仅仅在于他们对鲁迅作品的误读,而且在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特别是中国农民的认识出现了明显的失误.创造社和太阳社群体中相对还讲究一点文学分析的钱杏的一篇论文的题目就是《死去了的阿Q时代》,认为“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绝没有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智识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所以“早就该把阿Q埋葬起来”.这一“革命化”的农民想象虽然或许有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根据,但是显然站在民粹主义立场上把农民大大理想化、浪漫化了.问题还在于钱杏仅仅着眼于农民的政治反抗(其实这种单一的反抗是完全有可能被扭曲为“阿Q式革命”的),而忽略了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人格及其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性建构.而后一方面,即人的现代化,经过了几十年的坎坷历史已经被证明是现代化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即使后来的左翼书写,也不断地在关注这一课题(当然有许多是潜在的).如在解放区文学中,赵树理虽然以塑造“翻身农民”著称,但也以一个农民的质朴敏锐地揭示出一些翻身农民在外界的腐蚀下迅速变质的问题,如《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邪不压正》中的小昌.虽然作家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书写他们的变异,但从他们贪图小恩小惠和以权谋私的情况看,正客观地揭示出对农民意识的改造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同时这种农民意识一旦和权力结合,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这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持久关注的一个时代课题.以至革命领袖毛泽东也不得不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还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都涉及到这一课题.而赵树理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所依据的原型恰恰是一个悲剧人物(即真实的人物遭遇),这是在当时被公认为最光明的地区中的一个真实的事件.而鲁迅却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国民性有深刻的了解,始终要改造这落后的国民性.当初(1926年)鲁迅答复郑振铎对阿Q的批评时就曾说,“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的确,如果没有真正的现代思想的启蒙和现代人格的建构,建立在封建专制基础上的,以主奴根性为核心的国民性和“暴民乱治”的“游民意识”必然会渗透到革命中,扭曲和异化革命.所以鲁迅说“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历史不幸被鲁迅所言中.在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战中,鲁迅再次引述报刊上关于湖南长沙万民空巷去“观望”共产党人的尸体,“交通为之断绝”的报道,提醒那些“闭了眼睛”的“革命知识阶级”：“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如果没有国民性格的根本改革,这种历史的循环还将继续的延续下去.所以鲁迅曾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一.
当然,如何正确地认识当时的革命形势,特别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问题,构成了当时革命文学,乃至中国革命的一个焦点问题.不仅仅成仿吾等“革命知识分子”责难他“散布黑暗,阻碍革命”,而且就是对他有比较深刻理解的瞿秋白也责备他有“怀疑群众的倾向”.“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价值”.实际上,对于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大革命的急风暴雨的时代,鲁迅是充满了历史的期待的.例如在写作于1927年12月的《<尘影>题辞》中写到,我“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写作的《“醉眼”中的朦胧》又再次写到“现在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前面“现在已是大时代”无疑是针对国际革命形势来讲的,也就是象当年有人考察苏联所看到的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等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样一种理想无疑正是鲁迅为之终身奋斗的理想,也正是这样一种理想使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左翼文学.但是具体到中国语境,这样一个大时代毕竟又还没有到来.因为一方面,“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直到大革命时代,仍然还是“无声的中国”.另一方面,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并没有真正唤醒民众的觉悟,实现社会的现代性变革.鲁迅来到革命的策源地广东不久就发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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