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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革命的投机性更严重的危害还在于它完全有可能打着革命的旗号制造新的专制、新的压迫和新的黑暗.对于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游民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的王学泰先生在最近接受采访时指出：“李逵抡着的两把板斧乱砍乱杀,好像在反压迫、反传统、反抗不义、反抗皇权,其实是建立无序的压迫和野蛮的传统,并在制造着新的不义和另类的皇权.‘另类皇权’是指行为者的具体身份地位上虽然疏离于皇权,但是他们在行为方式和终极理想上却始终以皇权为范本,以往我们对于这些就很少思考,还把它作为革命精神传扬,实际上它给革命与建设带来许多破坏.”的确,如果“只借革命以营私”,就会对于不顺从他们“领导”的人,或者异己者给以残酷打击,无情的斗争.鲁迅在参加左联之后不久,便再一次感受到被围剿和被愚弄的感觉.所以他在给朋友的回信中提出了“横站”这一姿态.他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特别是随着周扬等人把持了左联的领导权之后极力排挤架空鲁迅,更加强化了鲁迅的这种阴暗的感觉.19M年12月6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他便不无悲愤地谈到：“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次年又写信给他们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随后在他与朋友的书信中,鲁迅不断重复着“寂寞”、“悲愤”、“痛苦”等语词,并不断出现
“鞭子”的意象.他称周扬等人为“英雄”、“工头”、“奴隶总管”、“元帅”,而自称为“苦工”和“奴隶”.他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的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等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们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又说：“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实际上这种“奴隶”感觉正是极左路线在革命的旗号下所推行的封建专制主义对人的独立个性和主体自由的任意剥夺.而这正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的一个顽固肿瘤.正如深知鲁迅的日本学人增田涉说：鲁迅对于“自己和自己民族的奴隶地位的自觉,就是跟他的‘人’的自觉相联结的”.所以鲁迅对这种倾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如果说在193年以前,鲁迅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还把这种内心痛苦压抑在心间的话；那么当1936年,周扬等人解散左联,又不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同时另外重组“文艺家协会”,提倡“国防文学”,并诬蔑鲁迅“破坏统一战线”的时候,在重病中的鲁迅终于拍案而起,愤怒地揭露了他们一伙“左得可怕”的本来面目.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一方面鲜明地表明“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则揭露这些“自称‘指导家”,“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不过“只借革命以营私”.“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等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不但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这些所谓“前进作家”不过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来谋取自己私利的人物,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在一种新的现代形式中制造着新的奴役与压迫,维护着权势者的利益,做“文坛皇帝”,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这种极“左”痼疾的思想渊源及其严重的危害.

可以说鲁迅正是在与这些所谓的“前进作家”的斗争中发现了这种极“左”痼疾将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更可怕的危害.因而即使在他生命垂危的重病中仍然没有放弃与他们的斗争.在去世前一个月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这里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遗憾的是疾病终于使他难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只是在他的临终遗嘱中以――“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表达了对这些极“左”痼疾的永远的愤怒.

从以上的分歧与论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是由多种成分和力量汇合而成的文学运动,其中以蒋光慈、郭沫若、成仿吾和后期创造社少壮派诸君冯乃超、李初梨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主要受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包括日本左翼文学运动和苏俄文学运动)影响,一方面,率先举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在白色恐怖中凝聚起以阶级解放去寻求民族解放的革命战线,同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中国文学中的传播；另一方面,他们又对革命与革命文学作了生硬的理解,不仅简单地将文学等同于思想宣传的工具,消解了文学的审美特性,而且在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革命文学的“同路人”、如何面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等问题上表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一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绝对化的偏激倾向,流露出非常明显的“才子+流氓的毒”与“游民性”,乃至在“革命”的旗号下,制造出新的专制与奴役.在创作上则体现出“革命罗曼蒂克”的狂叫与主观幻想.以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一批通过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艰苦探索而走向革命文学的作家,更多地承传了“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并且对中国社会与历史有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