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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作品类论文范文参考文献,与建国后十七年的出版体制与文学生产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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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厂有了意见,刊物推迟了出版日期.这篇小说在《延河》上发表时只有四万七千字左右,1958年由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已发展扩充为九万余字,1959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本子又增至十三万多字⑨.按照审美规律润饰、增补或删削文本,对深化创作思想、提升艺术水准是有裨益的.然而,在“十七年”中,还有一种情况是作家按编辑的要求,以流行的价值观作为对照物修改旧作.在特定的时代文化语境中,无论是作家还是编辑人员,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处理自我主体与新的文学规范之间的关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适夷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我们好像一个外科大夫,一枝笔像一把手术刀,喜欢在作家的作品上动动刀子,仿佛不给文章割出一点血来,就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把厉害的刀,一直动到既成老大作家,甚至已故作家的身上.当然对鲁迅著作的原文,是一个字也没动过的(不过根据上级命令,也删过他大量的书信),其他作家的作品几乎全动过一些手术.”⑩郭沫若的《女神》解放后的第一新版,就给删去了三首小诗,其中一首《死的诱惑》,内容说到诗人面对一把刀子,一条绳子,忍不住想走自杀的路.茅盾的《蚀》、《子夜》有些描写被认为是“黄”一点了.《夏衍戏剧选》则删削了整整一篇《上海屋檐下》,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气味重了.“当然,编辑部是当做意见向作者委婉提出协商的,而作者则无不遵命,一律照办.那时,我们看解放区来的人,尽管过去还是无话不谈的老友,但认为他们‘整过风,脱过胎换过骨’了.我们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分子,没整过风,最害怕自己思想上余毒未清,带着不少渣滓.”(11)作者们既然小心翼翼,尽管心里对编辑部未必同意,也只能唯唯诺诺,表示“同意”了.出版社对1949年以前的文学作品的选择、取舍以及处理办法,折射着意识形态的文化操纵力量.
二
“十七年”中,随着出版工作计划体制的逐步推行,图书出版的行政色彩也越来越浓.1952年10月,出版总署在所颁发的《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中,规定国营出版社“必须作出全年的的选题计划、编辑计划、发稿计划和出书计划；并须根据全年计划拟定每季每月的计划”.1952年全国推行计划经济,当年10月制定的《1953年出版事业建设计划》,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出版事业发展计划,接着又开始制定《全国出版事业五年建设计划》.根据计划指导出版活动,中央一级出版社和地方的国营出版社还进行了明确的分工,通行全国的一般图书,由中央一级的国营专业出版社出版.地方国营出版社主要出版普及性的读物,即按照当地人民生活状况和每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出版当地所需要的、解决群众思想问题的、传播先进经验、介绍先进人物的、指导工农群众的生产、学习的通俗读物.实行两级分工,强化了中央一级出版社的主导地位,而地方出版社在“十七年”文学生产中的作用极其有限,有的出版工作者以办报的方法办出版社,希望出版的每本书都能直接配合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起到政治鼓动作用.正因为此,除了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地方出版社推出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品外,其他的大多默默无闻.
在计划化、行政化的架构中,文学作品的生产、流通被纳入体制化的轨道,它有一套严格的发稿制度、出版制度.1952年9月8日,出版总署发出《关于执行〈关于公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的指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出版社对书稿应实行“三审制”,即每一书稿从采用到印制成书,应实行编辑初审、编辑主任复审、总编辑终审和社长批准的编审制度,并规定编辑对每一书稿都应负政治上与技术上的责任.为了加强政治思想领导,一些出版社还建立了领导核心组织,经常讨论党的方针政策、出版社的方针任务、组稿和出书选题计划、重要书稿的审查和行政上的重大措施等.由于出版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性,除了出版单位编辑人员的审查外,有关主管文艺的部门也是把审阅出版物当作一个重大的政治责任.“各地的出版社,不论是中南、华东或东北,出版物应不应该出质量好不好出版计划适当不适当最后的结论要找到各地党的中央局宣传部.这方面发生了任何问题,各地党的中央局宣传部不能不负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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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各种出版资源、出版力量处于分散状态,推行计划化、分工经营,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它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发展社会文化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读者的需求.为了减轻读者购书负担,从1953年1月起,图书定价普遍降低5％.从1956年4月起,再次降低图书定价.其中,文艺著作的定价降低8％以上(13).1965年12月,文化部指定农村读物出版社同有关出版社协作,从全国出版的受农村欢迎的图书中,选编“农村版”,第一批有15种,首次印行1200万册,于当年年底前陆续出版,直接发往农村.选入的图书,有政治思想、文艺、科技读物及工具书,在编辑时,作者、编辑还针对农村读者的情况作一些必要的加工,并从各方面降低成本.这些都显示了新中国在文学、文化普及方面的成就.而文学出版的状况,总的来说,解放后比解放前是有很大提高的.秦牧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过去旧上海一本文学书只出版两千本,而一本书在旧中国能销到几千本就很了不起了.有一次,见到茅盾同志,我问他《子夜》在旧社会一共销了多少他说销了很多版,总共一万本.像《子夜》这样的书,当时才销了一万本.那个时候,全国只有三个作家是可以靠版税生活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茅盾,一个是巴金.那个时候,作家的人数也寥寥可数,左联时期全部会员最多不过几十人.现在,在建国三十年的今天,同那时侯相比是有天差地别的变化了.我们现在一部文学作品印行一百万册、两百万册,一点都不稀奇.解放以来已经有很多本书达到这个印数.”(14)回顾《子夜》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时的情况,这部作品的反响是巨大的.1933年1月,《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立即在读者及评论界中获得空前的好评,3个月再版4次,成为20世纪小说出版史上的一则佳话.然而,《子夜》在建国前的发行量十分有限,其他文学作品的印数更是可想而知了.
出版系统以制度化的方式运营,体现了权力话语的运作逻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着编辑主体的意向.在很大程度上,编辑是出版文化的设计者、组织者和生产者,而出版物则是一种选择化、功能化、价值化的文化产品,编辑的价值取向、文化理念,或显性或隐性地支配着出版实践活动.真正有所作为的编辑,能够顺应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关注体制性的复杂内涵,调整自己的期望和行为,转化编辑思想,在制度框架内推动出版事业发展.
编辑不仅是一种技术性的劳动,而且是文学生产的直接参与者、推动者,他们以自己的智慧与才情对精神产品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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