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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类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文化生态环境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评价国际学术会综述等相关论文答辩开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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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文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转向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提出了“主体论”的文学观,强调诗意的审美,因而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文艺心理研究的高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比较文学勃兴；第二次是90年代初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文学理论界更多关注文体、语言、修辞、象征和隐喻等本体问题；第三次是90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的转向.进而追问文学理论是否终结在文化研究的热潮中继而指出当下文学理论界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一是文学理论对现实社会以及文艺现象不够了解,丧失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第二是价值失范,专家没有信念、标准,很难对出现的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评价；第三是对西方文论的态度,直接拿来与有区别地借鉴,处理得始终未能尽如人意；第四是如何评价大众文化应持公正包容的态度,但日常生活审美化离不开审美判断；第五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关系的思考.他认为传统与经典并非一成不变,它需要不断解构、建构和更新.一味彰显图像艺术会让感性享受下滑,引发新问题.图像艺术是表象的肤浅的容易淡忘的；而文字艺术冲击灵魂,让人铭心刻骨,甚至改变人生观.文化研究不可能取代文学理论,后者可以越界、扩容,但不会被吞并.第六应该坚守人文科学的人文精神,理论家要有勇气,有普遍、崇高和终极的人道关怀.第七比较文学近年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一些中生代学者则主张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文艺学不存在扩容问题,批评中国现有的文学理论是前苏联文学理论体系的延续,且带有强烈的本质主义色彩.
二中国当代文论的民族化
进入信息时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究竟如何面对西方的霸权话语,如何整理开掘中国古代文论的宝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讨论热烈,专家们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思路和观点.
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作了题为《有关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问题》的报告,认为“五四”至1985年,是认识论再现论的文学理论观,文学的本质是真；1985年之后,科学主义、人本主义、个人主观非理性的等多元因素共存,文艺学经历了知识论、存在论和文化主义几个阶段.中国现当代文论唯西方马首是瞻,无自己的观点,且丧失了传统.文艺学应该从观念和方法论两个层面进行反思清理,激活传统文论,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体系.
暨南大学朱寿桐教授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论处于缺失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以文学基础代替创见,以经验代替理论思考.现代文论从鲁迅开始就“朝西看”,“中国化”的过程中应在民族文论基础上各取所需.事实上以往文学政治化过程中,往往以倡导代替理论,有结论、判断而少演绎.加上对民族文论传统的资源重视不够,造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缺失.
华中师大黄曼君教授批评当前文论话语喧嚣,主张文学理论的批评化,重视20世纪审美批评的社会价值论,以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方式,把握整体的社会人生.
就古代文论如何进入到现代文艺学知识体系和框架之中,学者们的发言,既有形而上的理性思考,也有实证性个案研究,获得与会学者的好评.
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认为当今中国的文艺学体系是逻各斯中心影响下的西化知识系统,要凸现民族特色,古代文论从三个层面给我们提供了现代意义：首先是思维方式维度,中国传统文论的体认方式,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表达审美感悟；其次是言说方式维度,感性与理性的形象化表达,跃动着读者的生命意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将鲜活的体验与理论的表述结合起来；再次是价值取向维度,可以追踪古代文论的人生境界,彰显人的生存智慧,人的生命色彩,这恰恰符合了现代倡导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
暨南大学邓乔彬教授认为研究古代文论,不能孤立地就范畴论范畴,应该将诗与书、诗与画、诗与乐联系起来,其跨学科意识和方法,既能发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也为现当代文论的拓展,提供了启示.
西北大学张弘教授主张古代文论研究,应深入到微观的实证层面,重新审视佛教与古代文论的关系.他认为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没有涉及到诸如语法的深层次,未改变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范畴发达,但知识体系弱小；西方是范畴与知性的结合.真正要复兴古代文论,应从教育人手,从小体认传统思维方式：同时倡导开放的胸怀和多元的思想,不作无谓的宏大建构.
三文学经验与理论创新
文学理论的批评化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一度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这次会议中,不少学者或是从理论层面人手,或是实证研讨.就文学文本和理论生发,做了有意义的思考和研究.
南开大学刘俐俐教授将文本批评理论建设作为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切人点,提出在大量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把握文本的生存方式,了解文本分析的性质.思考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文学经典生存方式、其性质、功能和发展态势；二是面对文学经典,我们应该做什么通过文本分析这个聚焦点,我们至少可以达成四个目标：一是促进批评理论的建设,方法有效是有限的,无效是经常的,所以要常常开掘新的理论生长点；二是促进文学作品本身的理论概括；三是回到文本,在文本的研读中,发现文学作品和人文精神的联系；四是重新认识和发现文学理论范畴.
深圳大学吴予敏教授开宗明义指出,文学经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学经验注重个体阅读及其个体体验；广义的文学经验非局限于文学书写的文字形式与个体阅读方式,非纯粹的审美经验判断.在此基础上,他就“文学性”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第一可以从间性研究人手,探讨主题、媒介和文本间性问题；第二是关于“文学性”的评价,它是审美表征的系统化,依赖于文化谱系和文化心理结构；第三关于文艺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界性,可以从对象、方法论和价值取向等角度研讨,以避免价值失范和学科危机.
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教授以“学术重新和研究范式”为题,指出文艺学往往从宏观角度进行阐述,而古代文学侧重于从微观角度进行事实的求证.如果学科之间相互借鉴,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以五言诗的起源为例,他认为学科发展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范式改变引发的.中国的诗学是阅读的理论,而非创作的理论,尤其《诗经》时代；
过去从《诗经》到《楚辞》中寻找五言诗的起源,那是一种范式下的产物,也找寻不到正确路径.汉末观念突破之前,没有文人进行创作,观念突破后才出现五言诗.范式转向不是预设的,这个发现与库恩的理论相吻合.学科之间往往是相通的,实证可以佐证理论观点,理论因实证更加坚实.
以往对中国诗学发展规律认识不够,描述性的知识居多,规律性的探索不够；库恩的理论在中国人文学界得到重视和讨论,但西方理论多大程度上合适人文学科,值得深究.
四比较诗学的新视野
深圳大学刘洪一教授就“流散叙事与比较诗学”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可以从人的生存方式人手思考文学.从“流散”的本义、犹太文化的存在模式的梳理,到当下“流散”文学成为普遍的世界现象,辨析了其叙事渊源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话语中的处境,重视流散叙事的比较诗学意义.
暨南大学李风亮副教授基此提出从流散文化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海外视野”,指出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其中蕴含的全球化时代的“学术流散”倾向,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话语权力”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的复杂面貌等问题,值得深入探究；这一探究将为批评理论、比较诗学研究提供新鲜的学术话题.
暨南大学饶艽子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就这个专题进行了补充：华人诗学这个维度,是现实存在.华族文化向外移动后,在中外文化的交替碰撞中,有极丰富的理论资源；研究中应重视变异和转向,多数情况下,这是他们进入“他者”文化,感受差异并反观自身的结果；这一领域恰恰是比较诗学中有张力的问题,因其中有交汇的视野和新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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