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方面有关论文例文,与古代文学的与文艺理的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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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庆祝文学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文学评论》编辑部约我写一篇短文.往事如烟,前尘依稀,我竟不知道我应当写些什么,却想起多年来所内外研究古代文学的同行不时向我问起,文学研究所一成立就决定的由何其芳同志主编中国文学史著作的计划,缘何未能实现?这虽是一个具体问题,却涉及到政治的压力与干扰和认识的坚持与转换,而认识上的坚持与转换又涉及到文学史研究的重大目的,涉及到有助于已成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问题.作为一段历史,不妨记述.

我是在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到文学研究所的,那时文学史编写计划已经受到冲击.我到所后,听说何其芳同志曾经打算主持编写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他带领了几位青年同志,并决心亲自深入地去熟悉材料,占有材料,从《诗经》、《楚辞》开始,研究下去,写出一部文学史.但著书写史本身实际上还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后来在《论红楼梦序》中曾有所说明：“我之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学史,最初的出发点倒是为了现在的.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放弃了我所比较熟习的创作,开始从事文学批评.后来深感到没有研究过我国的和世界的文学史,仅仅根据一些已成的文艺理论和当前的文学现状写批评文章,很难写得深入,很难对于理论有所丰富和发展.我又还感到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杰出的作品还不曾得到足够的估价,科学的说明；如果在这方面能研究出一些结果来,对于创作,对于文学爱好者,以至对于提高民族自信心,都会大有益处.我是抱着这样一些想法来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

由于下面说到的原因,这时他没有重申他的愿望,那就是他在１９５５年写的《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中就提出的愿望：通过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研究其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作出科学说明,上升到理论,形成系统,就可能会丰富乃至发展已成的文艺理论.而这种愿望,他是不止一次在研究所内说过的.当然,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愿望,也不只是文学研究所内与他同事的人和在他指导下工作的人的愿望,实际上应当是所有文学史研究家和文学理论研究家的愿望.

１９５３年２月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１９５２年筹备成立）的时候,由于郑振铎所长身兼多职,不常在所,何其芳同志实是常务副所长.他要亲自参加写作,并且由他任主编的文学史写作计划当然也就是当时文学研究所的重要的乃至是列于首位的研究计划.

这个研究计划不久即被打破,这在《论红楼梦序》中也曾说到：“１９５３年２月到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我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当时正准备纪念屈原,我就从研究他开始,写出了我的第一篇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接着研究宋玉,但没有写文章.后来又研究《诗经》.历时数月,还没有把它的面貌和问题弄清楚,《红楼梦》研究批判就开始了.紧接着是批判胡适和胡风的运动.以后,我的研究计划改为研究清初的小说,写出关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论文.”到了１９５７年１２月,文学研究所内部就所的方针任务展开了一场“群众性”大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要求研究所工作重点放在研究和编写文学史和文艺学方面的呼声很高,这种呼声主要来自在讨论中被称作“系统派”的研究人员（我也属“系统派”）.但在最终的结论中,“系统派”被认为有脱离实际或者是有轻视当前文艺运动之嫌.这个结论是有来头的.尽管如此,在当时制定的十年计划中,研究并编写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卷本的中国文学史仍列在第二位,它的主持人也就是主编还是何其芳同志.

到了１９５８年３月“厚今薄古”口号出来后,古典文学再一次遭到冷落,这从当时主要在高校开展的“学术批判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从那年《文学研究》第三期发表的首篇文章《致读者》看,此时文学研究所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首先就表现在对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的批评上,那篇《编者按》中说到：“不少读者对本刊第三期（按：指１９５７年的第３期）特别不满意,这固然是由于当时全国学术界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组稿很困难；我们不得不把过去积存的一些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稿子都一起发表,以免脱期.今天看来,这样处理是不妥当的.”又说：“本刊过去存在的‘厚古薄今’的倾向也是这样来的.从我们的思想方面来检查,在‘厚今薄古’的方针提出之前,我们对于文学研究工作中这一问题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因此,在组织关于现代文学和当前文学理论问题的稿子方面,编辑部虽然也曾作过一些努力,但没有拿出更大的力量来作.”

古典文学学术论文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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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多地发表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到侧重发表评论文学现状和研讨文艺理论的文章,这种转换乃至成为刊物改名的缘由之一,１９５９年,《文学研究》改名《文学评论》,第１期的《编后记》中说：“我们这个刊物这一期以《文学评论》的新名字和读者们见面了.《文学研究》为什么要改名《文学评论》呢?主要是为了使刊物的名称更符合它的内容.读者们大约还记得去年第三期上登过一篇编辑部的《致读者》罢.在那篇短文里我们曾谈到本刊的改进意见和具体要求,也还谈到本刊今后将以大部分篇幅来发表评论当前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问题的文章.这说明刊物的内容早已有了大的改变：现在来改名,就完全是必要的了.”那年春节,我到上海探亲,王平凡同志嘱我去拜访已经决定调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唐同志,交谈之中,说起刊物改名事,唐同志说：其实也不必改名.他那时不可能了解研究所受到的压力之大.正是在１９５８年８月写成的《论红楼梦序》中,何其芳同志对研究古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问题的看法有变化.他以前总是说,研究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学发展,还可丰富已成的文艺理论.这时他却说：“研究我国古代文学的结果,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运动,到底还是只能作为借鉴.封建社会的文学发展的规律,并不适用或者并不完全适用于今天的文学.要找出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文学发展的规律,还是主要要研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还是主要要总结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学运动的经验.”他之所以有这种改变,是受到当时批评“教育的主要规律是从教育史的研究中得出来的”观点的影响,那种批评意见认为,先前的教育规律不适用于今天.

到了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之际,在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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