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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方面有关论文例文,与古代文学的与文艺理的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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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后,何其芳同志在《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一文中,又一次重申了这种认识的改变,并且更明白地说明了改变的缘由.这时已是１９６０年初.就在这篇文章中,他追溯到１９５７年那次关于方针任务的讨论,文中说：“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的整风运动中,文学研究所讨论方针任务的时候,曾经批评了研究工作中存在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厚古薄今的倾向.正是为了改变这种错误倾向,在那次整风运动结束以后我们才组织了一些人来进行对于开国十年来的文学工作的研究.然而由于以前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和厚古薄今的倾向的结果,加上在思想上这种错误倾向还没有彻底克服,我们在研究十年来的文学工作的时候就仍然抱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而在写出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中就仍然暴露出来了以上的缺点和问题.在这次学习八中全会文件以后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我们更深入地检查了文学研究所į
古典文学方面有关论文例文
《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是一篇在巨大压力下写出的文章,它同１９５９年文学研究所同人写的几篇文章有关.那年第５期的《文学评论》设有“庆祝建国十周年特辑”,共计五篇文章,它们是：《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毛星）、《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吴晓铃、胡念贻、曹道衡、邓绍基）、《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老舍近十年来的话剧创作》（邓绍基）和《试谈李季的诗歌创作》（卓如）.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特辑竟然引起一场风波,关于这场风波的详细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当时整风运动中批评我所的诸多内部情况）,由于当时所内党和行政主要负责同志的陆续去世,今天已不可能详知,但从１９６０年第１期《文学评论》发表的两篇文章,也可窥知不少信息,那两篇文章是：《对〈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一文的意见》（少知）和《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何其芳）.这两篇文章虽然并没有放置在显要地位,但却也受人注意.“少知”是谁,当时和现在,我都不知道,而且我一直认为,那篇文章只是一个由头,我还一直认为,何其芳同志文章题目中“欢迎读者”的“读者”并不仅仅指读者,而且主要也不是指读者.何其芳同志文章中说：“在学习八中全会文件后开展的整风运动中,我们根据这位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对我们的批评,检查了我们去年写的几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就我的理解,文中所说“其他一些同志”的涵义虽不算广,但更为重要,更有来头,才是压力来源之因.何其芳同志文章中所说的“几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包括上述《文学评论》发表的五篇中的前三篇,加上１９５９年第１０期《文学知识》上毛星同志执笔的《欢呼新中国文学的重大成就和发展》以及１９５９年第１８期《文艺报》上发表的何其芳同志自己撰写的《文学艺术的春天》.
何其芳同志的《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一文中说：“我们写的几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缺点大致就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关于文学方面的形势的看法,对思想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且不适当地强调了反对简单化：关于十年来新中国文学的成就叙述不全面,肯定不够；对待文学遗产偏于强调继承而不强调批判.有的文章的缺点主要是在这一方面,有的文章的缺点又主要是在那一方面,情况并不一样.但综合起来,大致是这样.这都是一些重要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
何其芳同志这篇文章在发表前曾在一部分同志中传阅.由于文章中说了“缺点”是“原则性的问题”,我当时是难以理解的,那时我只能就我参加执笔的那篇《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来说,我并不认为它没有缺点,但我也没有发现它有“原则性”的缺点.那篇文章的第四部分（谈古典文学研究联系实际的问题）是我执笔的,第二部分（谈反倾向斗争）是我根据其他同志起草的稿子修改而成的.全文经过最后审定,交付编辑部发稿以前,由我最后通读,并酌情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改.如果今天再来审视这篇文章,斗争批判论说不少,时代痕迹十分明显,比如反倾向斗争那一部分,文中说到了两个方面：“这种批判和斗争有两个主要方面,即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和对庸俗社会学、简单化的错误倾向的批判.”但是何其芳同志的《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一文中却认为这种“并列”是不对的,“但不应该把这种缺点和这种倾向（按：指庸俗社会学和简单化）同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等量齐观,或混为一谈”.由此他也检讨了他自己文章中的这种“并列”现象.还说：“和关于文学方面的形势的看法有联系的,是我们写的好几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都不适当地强调反对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的简单化,相对地减弱了或放松了对于文学上的修正主义和其他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又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又向我们指出,对于实现继续跃进来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我们写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章,忽视了这些指示,没有集中地去反对文学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反对文学上的修正主义,反对文学上的右倾思想,却把反对简单化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并列,或者只是批评了简单化”.据我当时的了解,当时文学研究所几位同志所写的上述纪念国庆十周年的文章,在文艺界的一个会议上,几乎成了人人批判的靶子,最严厉的语言是：“党要反右,你们却反左!”正是从我当时了解的这种情况出发,我始终认为,何其芳同志的那篇《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是在政治压力下写成的.
我现在来回顾这件旧事,倒也并不仅仅为了在４０年后来说明一个政治压力左右学术探讨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在那个历史年代是并不罕见的.我的更重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说明,从何其芳同志的这篇文章,再一次透露了一个信息：古典文学研究对社会主义文学和对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又一次被忽视,遭打击,用今天的话语来说,那就是进一步边缘化.
何其芳同志在写《欢迎读者对我们的批评》的时候,早已不再兼任古代文学研究组组长,而且基本上不再研究古代文学史.这一年,当我被临时借调到其他一个单位工作期间,我闻知古代文学研究组的中、青年学人,强烈地要求编写一部三卷本中国文学史,这个计划落实了,但何其芳同志已不可能实践他早先的愿望,他不能亲自参加编写,不能当主编了.
如果就思想认识来说,上述那种把从教育史中研究得出的规律视为不适用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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