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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版物类论文范文素材,与观察文学场域相关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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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版事业作为文学场域的重要机构
文学是社会的综合组成部分.如果以此作为文学研究的前提,那么文学作品的制作和文学作品的接受也可以被看成是社会形成过程的组成部分,因为作品本身总是跟社会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文学社会学的早期研究,在1960年代深受法国的文学研究专家埃斯卡皮(Roert Escarpit)的影响,他分析了整个文学制作和分布的领域,率先依据图书的定量调查来揭示图书印刷新技术、文学物质性的表现(文学的字体、袖珍本等等)、出版体系或图书市场的功能对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影响等等①.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ourdieu)的研究给80年代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引进了新的视野.布尔迪厄把文学制作和文学接受划在一个所谓的“文学场域”(literary field)之中.个体(作者、文学代理人、评论家等等)和其他机构(出版社、书店、文学界等等)是“文学场域”的主要活动者.作品的制作是以参加创造和出版过程为主,他们主要负责物质性制作.书店、图书馆等其他机构体现制作品的分布.文学的接受是由文学批评、教育和一般的读者实现的.他们专门决定无形的制作.荷兰文学专家利斯(Kees vail Rees)和维蒙特(Jeroen
Vermunt)把文学场域的不同个体和机构作了如下的图解②：
在文学场域扮演角色的个体和其他机构的地位依赖于资本的积累.不过,在布尔迪厄看来,起作用的不仅是金钱,也就是经济资本,更重要的是无形的资本(审美价值观,知名度等等).这是因为文学场域深受自治即文学的和不自治即非文学的影响.这样,一个作者即使作品发行量很小仍然能够享受很高的声望,而一个叫座的通俗文学畅销书作家倒处在一个糟糕的地位.在文学场域里,资本的类型由制约和保障文学场域之自治的一些价值条件决定.布尔迪厄在对60年代法国社会所作的社会结构分析中,还探讨了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关系和知识等)诸问题,他指出,资本的四种类型带着各自不同的前景而对一个社会的地位的划分和影响起同样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能与其他“自治”的场域(文学场域、知识场域、政治场域等等)互相并立的文学场域又是整个社会权力场域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③.
对布尔迪厄观点的批评常常基于最后一点,因为权力场域中的相互关系必须顾及政治权力(国家)的影响.因此,一项关于中国20世纪文学场域的研究认为：政治权力是另一个影响文学场域的重要势力④.基于布尔迪厄关于文学场域的观点的补充,即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及无形资本是决定文学场域的三个资本类型,本文要从出版事业的角度对中国台湾地区50年代文学制作做一个初步的观察分析,因为这可以看清这个时期和后来时期的文学的发展情况.正如台湾评论家李瑞腾在“台湾的文学出版”学术会议论文集中所说的：“众所周知,出版是文化发展最重要的检验指标之一.文学出版的兴衰,其实也正是文学的兴衰.”⑤
二、目前研究现状
与文学场域的其他机构不同,台湾地区50年代的出版事业,也包括当代的,到目前为止很少受到研究.我们找得到一系列有关50年代的文学杂志的研究--尤其是应凤凰女士丰富的著述,以及其他学者所作的研究--但是关于出版事业,据我所知还没有值得一提的成果.台湾作家隐地在给游淑静1981年出版的《出版社传奇》所写的题为“出版事业在台湾”的序中写道：“台湾目前共有2123家出版社,可是我们找不到一本关于台湾出版史的书.”⑥
据我所知,只有在大陆出版的《台湾出版史》唯一对此作了综合概述⑦.以学术研讨会“50年来台湾文学”的名义出的一本专集对“台湾文学出版”这个主题也曾有过奉献,专集内容丰富多彩,从图书印刷和装订到装帧造型,从版权到新书广告,从畅销书作者到出版审查都有所涉及.但是这本专集的重点明显是在80、90年代以及别的文学领域⑧.本文的依据除了上述的出版物外,更特别的是出自那个时代有关不同作家的发展经历的出版物、文学史论文和一系列当前的图书目录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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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湾出版事业的状况
1.1945年以后的新时期：
许多研究论文都把1946到1955年这一时期描写成“台湾文学图书出版的空窗期”⑩.实际上,存在着一系列很有意思的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学出版史的现象.1945年中日战争一结束就相当迅速地恢复了一些主要负责出版报纸和杂志的出版社以及从事图书销售的出版社11.到1946年底一共有77个新出版社申请许可证.图书出版物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由受委任主要从事政治宣传或发行关于地区情况资料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一些县市政府出版的.这个时期还出版过一些在台湾文学史上享有很高地位、主要用日文写的文学作品单行本,如吴浊流的《胡志明》(后改《亚细亚的孤儿》)与《波茨坦科长》及龙瑛宗的《女性之描写》12.
日据时期的出版社,1945年以后还扮演角色的只有兰记书局和中央书局.兰记书局出版了一系列辞典,如《国台语万》,中央书局在此时期只以图书销售业务为主.战后在台湾成立的第一家出版社是跟原来重庆的新高堂书店有联系的东方出版社,其出版计划局限于语言教科丛书和儿童文学读物.大部分日本的出版社和书店在那个时期通过做价等方式而为中国人接收.或者日本老板让台湾人当名义上的经理,以此避免被没收.这样,原本属于三省堂的东都书局台北支店便由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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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9年以后文学出版事业的政治、法律条件状况
国民党当局对“二二八事件”及其后果的行动措施和戒严法决定了独裁的方向,从1949年起,因内战战败自大陆迁来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了这个独裁方向.特别是文艺政策持久遭受影响,一是跟以前在大陆一样不容忍左翼文艺思潮；二是竭尽全力将任何形式的异己或反抗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使人们,特别是台湾民众对其统治的合法性的怀疑不敢流露.文学的发展是由于各种文学机构和组织的建立而向前推进的.以立法院院长张道藩为主任委员,于1950年以下列目标为宗旨成立了“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奖助富有时代性的文艺创作,以激励民心士气,发挥反共抗俄的精神力量”13.这个机构的优厚资金由国民党中宣部提供,他们出版了《文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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