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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相关论文范文检索,与文学的古典主义的复活相关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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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文涉及的内容较多,我《“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一书中初步论及.这里只是一份研究纲要,不专门讨论文本,特别是诗词曲的文体本身.这里所谓的“复活”,只是一个相对的说辞,因为新文学运动开始后,原本存在于士人中的旧体诗词创作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在1930年代的前半时段南京的大学学院文人群体中有更集中的表现而已.
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原本是反对新文学的,当北京大学以胡适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学势力高涨时,黄侃、吴梅正好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教书.他们无力抵抗新文学运动,尤其是北大师生白话新诗创作热潮.1919年和1922年,黄侃、吴梅分别离开了北大国文系.相反,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任教的心理学教授,白话新诗人陆志韦,是胡适的朋友,因胡适的缘故,《渡河》1923年在亚东图书馆出版,其新文学活动却得不到东南大学学生的响应,1927年离开了南京到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
由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生反对新文学,特别是抗拒白话新诗,他们在1921年10月26日《南高东南大学日刊》刊出的“诗学研究号”中所表现出的文学立场是与新文学相互对立的.因此遭到了《时事新报文学旬刊》（郑振铎主编）上“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长达三个月的激烈批评.1922年1月《学衡》创刊后,又因其中的旧体诗词,受到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作家的猛烈攻击.尽管如此,“学衡派”成员主持的所有刊物,仍坚持刊登旧体诗词.尽管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已经通令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改用白话文了,文学革命的成果已在教育界推行.
可以说,1920年1月是中国文学、中国教育的一个标志性时间.
1930年2月是中国文学、中国教育的第二个标志性时间.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令,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通令的公文也是第一次改用白话文.这背后的推动者仍是胡适.
1928年,胡适致信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参政的罗家伦,希望他对推动新文化的发展有所作为：“你现在政府里,何不趁此大改革的机会,提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日始有实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罗志希尚不能提议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1）罗家伦未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胡适便自己站出来写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尖锐地批评国民党政府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动.他所列举的五项主张中的前四项是：
（1）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
（2）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
（3）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
（4）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2）
于是,有了上述“第二个标志性时间”.这是胡适所具有的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的所在.
胡适作于1931年5月8日,刊5月22日《大公报》万号特刊的《后生可畏――对〈大公报〉的评论》一文中,称道《大公报》为“中国最好的报纸”的同时,提出“有几个问题似乎是值得《大公报》的诸位先生注意的”.其中第一项就是：“在这个20世纪里,还有那[哪]一个文明国家用大多数人民不能懂的古文来记载新闻和发表评论的吗”（3）
也正是胡适的这篇文章,使得《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立即表态.他在《一万号编辑余谈》中明确表示：“适之先生嫌我们不用白话,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着写白话文,先打算办到文语并用.”
问题在于,1921―1922年间、1934年间中国文学界和教育界公开的两次主张复活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肇始者都是在南京,并且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教授、学生为主力,并且多人是“学衡派”的成员.也就是说,教育部的通令对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没有实际作用.
二
1929年10月1日创刊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本来是支持新文学的,但1930年6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15期《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上又出现了“学衡派”势力的反弹.这一期上有“学衡派”成员参加的“上巳社诗钞”和“禊社诗钞”,作者分别有王伯沆、汪国垣、何奎垣、何鲁、黄侃（季刚）、胡光炜（小石）、王易（晓湘、晓香）、汪东（旭初）.“禊社诗钞”只是两首诗,一首是何鲁的,另一首是五人联句的《浣溪沙后湖夜泛连句》：
北渚风光属此宵（季刚）.人随明月上兰桡（旭初）.
水宫帷箔卷鲛绡（晓湘用义山句）.两部蛙声供鼓吹.
一轮蟾影助萧寥（季刚）.薄寒残醉不禁销（小石）.
青嶂收岚水静波（季刚）.迎船孤月镜新磨（小石）.
微风还让柳边多（季刚）.如此清游能几度（奎垣）.
只应对酒复高歌（旭初）.闲愁英气两蹉跎（小石）.
这里表现出的中央大学教授的闲适和诗酒雅兴,也是中国传统文人常用的一种斗酒诗篇形式的现代体现.
“上巳社”的活动有过多次.在黄侃去世后,苏州的《制言》半月刊为纪念黄侃,在1936年2月16日《制言》第11期刊登“上巳诗社第一集”和“上巳诗社第二集”.1936年6月1日《制言》第18期又刊登了“上巳社诗钞”.
由“禊社诗钞”而引出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4）师生的古典诗词创作的话题.《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登出的“禊社诗钞”,实际上是显示出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师生文学创作中崇尚古典主义的冰山之一角.而实际潜在的是古典诗词创作的一股很大的势力.这种势力分别体现在以黄侃为首的“禊社”和以吴梅为首的“潜社”.前者以诗为主,后者以词曲为主.这是被五四新文学运动重创的古典主义文学传统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上半期南京两所大学的文人中的复兴.因为自白话新文学开始的1917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师生一直在低调地坚持古典诗词创作,并在《学衡》、《文哲学报》、《国学丛刊》上刊登,是公开与北京大学的新文学势力抗衡.虽然在青年人中,特别是文学青年中的影响不大,但存在本身就是对新文学运动中的白话新诗创作的抵抗.
所谓“禊社”的“禊”,本是古代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一种祭礼,后来发展成为文人骚客游山玩水时借酒赋诗联句的聚会,以至于有“曲水流觞”,“兰亭高会”的禊集雅聚.春天的聚会通常选上巳日.这是指以干支纪日的历法中的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故又称为“上巳”.三月初三多逢巳日,因此后人习惯在这一天相聚.黄侃1928年2月自东北大学转到南京后,即带来了他在日本、北京就喜欢的游山玩水时借酒赋诗联句的聚会形式.附录入《黄侃日记》中的黄焯编定的《黄季刚年谱》显示,黄侃1909年在日本就有与老师章太炎的联句《游仙与章先生联句》（5）.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最爱同学们一起游山玩水”,程千帆在《忆黄季刚老师》中转引了曾缄写的与老师黄侃在北京的联句《西郊禊游诗及序》（6）,并进一步指出：“就文学角度说,老师率弟子出游,往往也就是一次创作实践.”（7）
1928年2月黄侃到南京时,他的同学汪东为中文系主任,南京也多旧好朋友.他到南京是“禊社”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4月3日（农历戊辰闰二月十三日）他与汪旭初等九人泛舟玄武湖看桃花时,引起极大的诗兴,并诱发了结社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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