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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通俗文学方面论文范文集,与中国感性现代性的缺失与通俗文学合法性的不足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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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年,旧派小说在新派小说的挤压下向通俗文学转化,现代通俗文学开始成型.民初通俗文学主要有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黑幕小说,平江不肖生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张恨水代表的社会小说,历史演义小说等.这时的文学雅俗分流还不明显,但已经具有通俗文学的基本特征――趣味性和消遣娱乐功能.只是这些小说大都以病态的趣味吸引读者,呈现出畸形的形态.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个原因,在通俗文学诞生之初,它的合理性没有得到承认,而其缺陷则受到了指责和批判.但是,通俗文学毕竟是现代性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它获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除了自身发展不够健全,要负有一定责任外,主要还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偏向――感性现代性的缺失.

由于感性现代性的缺失,理性主义排斥了感性的权利,因此中国通俗文学诞生之初就缺乏合法性,而处于先天不足的状态.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感性现代性由于有古希腊文化的“支援意识”,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合法性.启蒙主义的美学也肯定了感性的合法性：“美学之父”鲍姆加登把美学确定为“感性学”,黑格尔认定“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给通俗文学的存在预留了生存空间.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学理直气壮地宣扬人的自然本性,嘲弄禁欲主义,大胆地表现人的情欲,描写各种色欲行为.而中国清末民初的大美学家王国维也谈到了名为“眩惑”的感性之美,但却完全是否定性的：“等若美术中有眩惑之原质乎,则又使吾人自纯粹之知识出,而复归于生活之欲.等所以子云有‘靡靡’之诮,法秀有‘绮语’之呵.虽梦幻泡影,可作如是观,而拔舌地狱,专为斯人设者矣.”（1）这就是理论上剥夺了通俗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清末民初,也出现了各种偏离言志载道文学传统的通俗文学,它们也表现人的各种欲望,以消遣娱乐为宗旨,如黑幕小说、狎邪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这些通俗文学体现了现代人的欲望,满足了大众的消遣娱乐的需要.如在鸳鸯蝴蝶派的刊物《礼拜六》上,王钝根起草的《〈礼拜六〉出版赘言》就明确地宣布其宗旨是消遣娱乐：“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安乐也等晴曦照窗,花香入座,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故有人不爱买笑,不爱觅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况小说之轻便,更有趣如《礼拜六》者乎?”（2）但是,在中国,由于新老理性主义的霸权,感性的消遣娱乐缺乏正当性,因此通俗文学也缺少合法性的论证,而且一开始就受到舆论的攻击.无论是当时的文学批评还是以后的文学史,都没有为新诞生的通俗文学辩护、论证,相反,它们都异口同声地批判其为腐朽的“旧文学”.如署名光翟的《淫词惑世与艳情感人之界限》一文,就旨在区分表现淫欲与艳情的文学作品,而区分的标准就是传统的“乐而不淫”诗教（3）.程公达《论艳情小说》一文就称：“凡一文一字,发于心而著于书,必求有益于风化,有利于人民,有功于世道人心,而后垂诸千载不朽焉.”（4）又从社会功利的角度规范通俗文学.理性主义为通俗文学划定了界限,而这个标准是与通俗文学的感性本质相冲突的.通俗文学也要受到理性――意识形态的规范,但这不是唯一的准则,还必须承认另一个准则,就是感性――消遣娱乐性,而排除后一个准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对通俗文学的否定.随着通俗文学的发展,对它的挞伐也加剧.如程公达就指责通俗小说：“近来中国之文士,多从事于艳情小说,加意描写,尽相穷形,以放荡为风流,以佻达为名士等抑以此败坏风俗,惟恐不速也?”（5）如果说上述对通俗文学的指责还是有旧思想的文人所为,那么新派文人也不例外,同样批判有加.周作人著文《小说与社会》,认为中国通俗小说低俗落后：“而中国小说则犹在元始时代,仍犹市井平话,以凡众知识为标准,故其书多芜秽.盖社会之中不肖者,恒多于贤,使务为悦俗,以一般趣味为主,则自降而愈下.等盖欲改革人心,指教以道德,不若陶融其性情.文学之益,即在于此.第通俗小说缺陷至多,未能尽其能事.等若在方来,当别辞道涂,以雅正为归,易俗语而为文言等”（6）这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通俗文学.另一个早期启蒙主义者梁启超,是现代小说的倡导者,但是他的新小说概念并不包括消遣娱乐性的通俗小说,而仅仅指谓可以发挥新民救国功能的严肃文学.因此,当通俗小说崛起时,他就坚执政治功利主义,予以挞伐、排斥.他说：“然则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之手者泰半,抑章章明甚也.然环顾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或则尖酸轻薄毫无取义之游戏文也,于以煽诱举国青年子弟,使其桀黯者濡染于险钩距作奸犯科,而模拟某种侦探小说之节目.其柔靡者浸淫于目成魂与窬墙钻穴,而自比拟某种艳情小说之主人者.于是其思想习于污贱龌龊,其行谊习于邪曲放荡,其言论习于诡随尖刻.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7）在1915年,五四运动前夜,鲁迅在担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时,参与查禁了32种鸳鸯蝴蝶派小说,还主持拟订了《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可见,通俗文学之不见容于当时的主流思想界.

通俗文学自考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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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流文学的挤压下,通俗文学的生存空间极为狭小,它不能以自己的趣味性和消遣娱乐功能求得合法性,而只能依附于严肃文学,以科学或教化功能为自己辩护,以获得合法性.署名伯的《义侠小说与艳情小说具输灌社会感情之速力》,声称“义侠小说也,艳情小说也,均于楮墨间喻写其忠爱之悃枕者也,而亦即与人类普通社会性情之相近者也”（8）.这是以教化功能来求得合法性.章太炎为《洪秀全演义》作序,也以反满革命为号召.侦探小说为通俗文学之一种,它的价值应该主要在趣味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以科学主义为之辩护.梁启超最先引进侦探小说,就是把它当做一种科学性的知识.半农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作跋,认为侦探小说“以至精微至玄妙之学理,托诸小说家言,俾心有所得,即笔而出之,于是乎美具难并,启发民智之宏愿乃得大伸”.“乃集合种种科学而成之一种混合科学,决夫贩夫走卒,市井流氓,所得妄假其名义,以为啖饭之地也.”（9）即使有人主张通俗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具有正当性,也不是理直气壮,也要托言其教育作用.也有例外的情况,陈光辉、树珏《关于小说文体的通讯》认为,通俗小说是供中下社会消遣的,所以具有正当性：“小说者,所以供中下社会者也等但求其用意正当,能足引人兴味者为上.盖观者之心理,本以消闲助兴为主等”这已经把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在品味上,读者的社会层次上加以区别,从而为通俗文学的“休闲助兴”品质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证.但是,在理性主义的语境下,这种论证并不足以使通俗文学获得合法性,于是他们只得接着说：“更有进者,小说为通俗教育之一,已为世人所公认.”（10）这就意味着通俗文学的正当性不能仅仅求诸其消遣娱乐功能,还要求诸其教化功能.

总之,在现代文学发生之初,通俗文学的趣味性和消遣娱乐功能没有得到承认,通俗文学也就没有获得合法性.因此,王德威称晚清文学为“被压抑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