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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通俗文学方面论文范文集,与中国感性现代性的缺失与通俗文学合法性的不足相关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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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如前所述,这两个历史任务之间存在着冲突.五四启蒙运动是争取现代性的运动,它未及完成,就由于民族危机的严重,转向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这就是中国的革命运动.革命运动建立了有别于启蒙理性的革命理性.革命理性是一种政治理性,是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在革命理性的主导下,中国文学由启蒙主义转向由苏联引进的革命（新）古典主义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论是17世纪的西方还是20世纪的中国,新（革命）古典主义都是争取现代民族国家运动的产物,它的特性是讲求理性、规范,而这个理性就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理性.政治理性以及革命古典主义主导了中国的文化、文学界,不仅排斥了启蒙理性和启蒙主义文学,而且也排斥和禁锢了感性现代性和通俗文学.这种排斥是在政治立场上进行的,通俗文学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腐朽文学.革命古典主义发源于苏联,在五四终结,“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时期,也在中国兴起.创造社是革命古典主义的开拓者.它秉承革命理性,排斥通俗文学.李初梨断言：“文学为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引者）的一种,所以文学的任务,在它的组织能力.所以支配阶级的文学,总是为它自己的阶级宣传,组织.对于被支配的阶级,总是欺瞒,麻醉.现在就以‘趣味文学’为例.所谓‘趣味文学’的社会根据,既如上所述,那么,它的社会效能,又在那里.第一,以‘趣味’为中心,使他们自己的阶级更加巩固起来.第二,以‘趣味’为渔饵,把社会的中间阶层,浮动分子,组织进他们的阵营内.第三,以‘趣味’为护符,蒙蔽一切社会恶.在中国社会关系尖锐化了的今日,他们惟恐一般大众参加社会争斗,拼命地把一般人的关心引到一个无风地带.第四,以‘趣味’为鸦片,麻醉青年.”（23）
“左联”成立以后,继承了革命文学的政治理性,发展了被称为“革命现实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左翼文学主张革命文学,批判通俗文学为资产阶级文学.已经左转了的鲁迅,称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为“新的才子加佳人小说”,连同“闹得已经很久了的武侠小说之类”都加以批判.郭沫若批判通俗文艺：“那吗它的所谓‘大众’要是把无产阶级除外的大众,是有产有闲的大众,是红男绿女的大众,是大世界新世界青莲阁四海升平楼的老七老八的大众.”并且要以无产阶级的通俗化取而代之.（24）郑伯奇说：“我们提倡通俗小说当然不赞成那种自命‘精神贵族’的孤高自赏的态度,同时更不赞成从来通俗作家那种媚俗的低级趣味.”（25）在这种时代精神主导下,通俗文学也受到一部分读者的冷落,而缺少生存空间.例如,1933年《申报自由谈》上连载张资平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已经连刊101次,由于读者来信表示“倦意”,于是停止刊载,成为轰动一时的“腰斩张资平”的文案.这个时期,虽然通俗文学仍然存在并且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受到主流文学的排斥,缺乏合法性,处于边缘状态.
抗日战争发生以后,整个民族都卷入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旋涡之中.这种社会形势使政治理性以及革命古典主义得到强化和普遍化.抗战文学突出了政治性和宣传功能,而以趣味性和消遣娱乐功能主导的通俗文学则丧失了生存的空间.通俗文学作家也纷纷投入到抗战宣传中去,通俗文学变成了通俗的宣传.这个时期,对通俗文学的否定不仅来自左翼阵营,也来自其他阵营,包括从事通俗文学创作的作家.如张恨水对武侠小说的评价就是否定大于肯定,他说：“总括的来说,武侠小说,除了一部分暴露的尚有可取而外,对于观众是有毒害的.”（26）
建国以后,政治理性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了对通俗文学的禁锢.在一定的时期内,一般通俗文学如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等还可以存在,但是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必须“批判地阅读”.随着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加剧,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也日益严厉.在1949年9月,文艺报社邀请平津地区通俗文学的作者开座谈会,会议纪要中写道：“他们很自愧地表示：过去的写作是些粗制滥造毫无内容的作品,只是用来供人消遣的.等他们沉痛地说：‘我们过去写的都是低级趣味的东西,里面是鬼话连篇.’‘我们的作品给青年人很多坏影响,给人民散播了毒素.’”会议的主持者丁玲批判了通俗文学的毒害作用,号召“我们今天须要和这些东西作战.我们要用正确的人生观改变这种小说读者的思想和趣味.我们而且要求原来的人在原有形式的基础上以一种新的观点去写作.”（27）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文艺界也开展了对“黄色小说”的揭发、批判运动.所谓“黄色小说”,不仅包括言情小说,也包括武侠神怪小说.张侠生著文,不仅批判古代的武侠神怪小说为“封建文化的渣滓”,而且还否定了现代通俗文学：“至于清代以后出现的那些神怪武侠小说,还有那些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探险小说、侦探小说等干脆就是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蒋匪帮的法西斯统治做宣传的.”（28）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伴随着政策上的禁止,全国查禁了大量的具有色情、暴力倾向的通俗文学.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宣布：“凡渲染荒淫生活的色情图书和宣扬寻仙修道、飞剑吐气、采阴补阳、宗派仇杀的荒诞武侠图书,应予收换,即以新书与之调换.”（29）但是在政策上有所区别,对“一般谈情说爱的所谓‘言情小说’,虽然有一些色情描写但以暴露旧社会黑暗为主的图书,一般的侦探小说、神话、童话等”网开一面,不予查禁.因此,像张恨水的小说,由于有批判旧社会的内容,也给以一定的肯定,并不在查禁之列.但是,所查禁的范围仍然囊括了相当数量的通俗文学,特别是武侠小说几乎全被查禁.而且,虽然对于解放前的某些通俗文学作品（标准就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出版、流通有所通融,但是已经杜绝了当代通俗文学的生产,从而使通俗文学在解放以后实际上终止了存在和发展.而且,这种情况也仅仅维持了十余年,在“文革”前夕,那些被允许出版、流通的通俗文学作品也遭到了根本性的否定,而在“文革”中全部被查禁甚至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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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平民文学、大众文学对通俗文学概念的置换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中,通俗文学的不合法性还在于对通俗文学的概念的误解,把它等同于平民文学或者大众文学,从而取消了通俗文学的合法性.
五四时期,启蒙文学提出了平民文学的概念,认为它将取代、排斥那些庸俗的通俗文学.刘半农作文界定通俗小说概念,认为是“合乎普通人民的、容易理会的,为普通人民所喜悦承受的”小说.这种界定并没有揭示通俗文学的基本特性即趣味性和消遣娱乐功能,而仅仅在接受的人群上加以区分――“是上中下三等社会共有的小说”.于是,通俗文学就只是一种初级程度的文学,它与严肃文学只有文化程度的差别.据此,刘半农要把当时的“消极”的通俗小说变为“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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