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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类有关论文范文素材,与“苏联”因素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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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和国的最初岁月有着成长记忆的人,大凡都有一个“苏联文学情结”令他们难以释怀.曾几何时,苏联文学在新中国文坛上是如此的一枝独秀与风光无限!它不仅指引着当时的人们如何去认识世界与自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铸造着一个时代的集体意识.这种文学现象,在深层次则是一个特定时代下文学建构的结果.由于“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因此,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文学艺术在建设过程中同样学习了苏联.事实上,文学建构过程中借鉴“苏联模式”的意义,远非导致了苏联文学在新中国文坛一度盛行的现象；由这种借鉴所必然包含的对文学的表达空间、艺术风格、生产机制、运作方式等诸多方面的规约,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面上影响着“十七年文学”的发展脉络与整体格局.因此,对新中国文学建构中苏联因素的细节性考察,显然可以为我们理解纷繁复杂的“十七年文学”提供又一路径.
一、延安文学中的苏联因素及其传播
众所周知,延安文学实践.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不仅被宣告为“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并且被指认为未来唯一合法化的文学实践：“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2）作为新中国文学体制渊源的延安文学模式,其在生成的过程中同样包含有丰富的苏联因素,这些因素随着延安文学体制的历史当下化,就自然融入了新中国文学的建构之中.
中国文坛对俄苏文学的接受与模仿早在“五四”时期就已开启,由于当时左翼文艺界缺少自身理论的准备与选择的眼力,这种仿效存在一定盲从的成分.但这种有缺陷的接受为延安文学体制的生成提供了大量马恩列斯的文艺理论,以及在这种理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进行文学体制建设所必需的文艺人才.初到延安的毛泽东此前从未去过苏联,也没有读过多少马列原著.大批来自大城市的左翼文人的到来,至少给他带来了两个影响.一是在频繁地与左翼文人的接触过程中,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国内译介过来的有关马列主义的文学与哲学书籍,而这些书籍中的相关理论,构成了他思考文艺问题的一些基点,并为他着手进行延安文学体制建设提供了一些思路.二是面对“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3）,毛泽东开始思考有利于党的革命与阶级利益的新文学方向,以及在这一方向制约下创作上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种“学习”与“思考”的结合,使延安文学体制的生成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苏联因素的背景与成分.
延安文学体制的建设始于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主要体现的《讲话》,它的思想来源并非从天而降的,其理论基础直接源于1930年代在译介与学习俄苏文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如1930年代左翼文艺界倡导的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运动,虽然后来招来了“化大众”的批评,但它却非常契合当时毛泽东欲把文学引向大众,启发大众起来革命的心境,毛泽东在《讲话》中有关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论述,与左翼文艺理论可谓一脉相承.一直以来被左翼文艺界热情译介的俄苏文学理论和列宁文艺理论,在《讲话》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讲话》至少有两处直接延引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提到的一些文艺观点.一处是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句名言；另一处是：“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4）在谈到“歌颂和暴露”问题时,毛泽东又说：“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5）在第二次大会上,毛泽东用“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的法捷耶夫的《毁灭》,来论证了“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6）,这说明毛泽东不仅对《毁灭》比较熟悉,而且对这种文学样态颇为欣赏.在谈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与文学艺术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毛泽东提出了“两者都是美”的观点,这又与周扬所极力推崇的俄国民主主义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不无关系.车氏的《生活与美学》（即《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在《讲话》之前已由周扬翻译出版,而附着在书后的《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一文,又以《唯物主义的美学――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为题,发表在1942年4月16日的《解放日报》上,它对当时正在思索延安文学的毛泽东来说,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当然,《讲话》在把苏联文艺理论作为规范建设的资源的同时,对它又是有放大和缩小的.如《讲话》对于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作了创造性的挖掘与运用.毛泽东不仅提出文艺服从于政治,而且把它具体化为服从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并要求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去看待文艺创作与运动.这样,列宁关于文艺与政治较为抽象的关系,《讲话》把它具体落实到了党的实际政策上,更具有了可操作性.这正如周扬后来在总结解放区文艺时所说的那样,“自‘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创作活动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与当前各种革命实际政策的开始结合,这是文艺新方向的重要标志之一.艺术反映政治,在解放区来说,具体地就是反映各种政策在人民中实行的过程与结果”（7）.另一方面,《讲话》又回避了列宁关于作品倾向性与艺术性、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存在矛盾的观点,对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讲到的“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8）等内容,毛泽东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在文艺座谈会后,《解放日报》编者曾于1942年5月14日把“与此会有关诸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与讨论”,他们把列宁的这篇文章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并把它的题目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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