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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类有关论文范文素材,与“苏联”因素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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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方式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如1946年秋联共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的决议,严厉指摘了《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编辑部的失职,因为他们刊登了被日丹诺夫分别斥为“反动的市侩”的左琴科和“荡妇”的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报告》在苏联文艺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也给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极大的反响,不少中国文艺人士产生了“文艺自由在苏联很成问题”的疑虑.作为苏联文学的权威解释者,茅盾就为联共党中央的这种做法进行了合理性论证,为“糊涂的读者”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注解”.在事发两年之后,茅盾用心地写了一篇题为《谈“文艺自由”在苏联》的长文,文章耐心地阐释了左琴科的作品是“侮辱苏联人民的‘讽刺’文学”,而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是“有害苏联青年”的文学,两位作家“倾向不同,然而为害则一”；由于“他们的作品不但对于苏联人民的要求起了反作用,而且会影响到苏联文学的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任务”,因此,阿赫玛托娃被“批判为有害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而联共党中央对于左琴科的指责,也就“和封建法西斯政权之不许有讽刺的自由,完全是两件事,前者是为人民而后者是压迫人民”.茅盾运用一种类似于联共党中央看待和处理文艺问题的思维方式,最终把这一事件概括为：“淑西庆柯（即左琴科――作者注）事件在苏联就是一个作家应如何尽职负责,服务于人民（而不是危害人民）的问题.不是什么‘文艺自由’问题”；“联共党中央出面谴责那两个杂志和淑西庆柯等二人,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而这样做的,这和其他国家政府干涉文艺丝毫没有相同之处”.（15）茅盾对苏联文学运作模式的如此“注解”,既为日后文艺界的学习对象树立了无可指摘的权威性,也使日后的学习行为变得合理合情.茅盾自归国后到1948年近两年的时间里,写了大量介绍与宣传苏联的文章,其主要的动机,就是针对“对苏联的不了解,甚至恐惧,也折射出相当一部分人对将要诞生的新中国的疑虑和不安”而发的,茅盾试图用这些文章来清除“在一般人的脑海中蒙上了一层对苏联的阴影”,改变国统区知识分子中存在的“苏联张着一张‘铁幕’”的心理认识,从而“为新中国的到来作些思想上的准备”.（16）三、第一次文代会后文坛弥散开来的苏联文学因素
种种有目的的行动铸就了苏联文学模式是可以被信赖与依靠的时代意识.第一次文代会后,由于作家全面接受了党的领导,因此对苏联文学模式的学习与推广更有了组织的渠道与权力的保障.如果说茅盾在建国前花大力气写《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等是针对国统区作家接受苏联文学模式而发的一种行为,那么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对苏联文学模式的学习不仅成了文艺部门由上至下推进的一个文艺政策,而且也是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文艺官员）必须完成的一项政治任务.1950年代初,党的文艺领导人开始频繁明确表态：“‘走俄国人的路’,政治上如此,文学艺术上也是如此”（17）；中国要“坚定不移”地和“不能动摇”地“在文学艺术工作上学习苏联”（18）；等等.围绕这一方针政策,195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在多个环节上都弥散出愈来愈浓厚的苏联文学因素.
在组织建制方面,第一次文代会所建立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及其在1953年所更名的中国作家协会正是脱胎于苏联的作协体制的.作协的组织方式、基本纲领、机构设置及党组负责的权力结构,甚至是1950年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在基本任务、管理模式、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等方面,也处处显示出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突出影响.（19）作为在体制上认同苏联的重要象征,1953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还通过决议,宣布“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会员团体加入中苏友好协会为团体会员”,以“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在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的神圣的友谊”.（20）在具体的运作上,联共党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和报告被作为应该学习的“先进经验”,为当时中国文坛开展运动提供了忠实依循的基本模式.中国文联、作协就常常以“决议”的方式,对作家作品和文学问题做出政治裁决性质的结论,如1954年11月,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做出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1955年5月又做出关于胡风问题的决议,同年文联和作协党组做出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决议,等等.这种做法就直接承继了1940年代苏联领导人控制文艺界方法的“遗产”.（21）种种情况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组织及其运作实际上是在苏联模式的体制背景下得以发展的.
在文学方法与规范方面,党的文艺领导人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给文艺工作者下达学习苏联文学的任务.如1951年文艺界进行整风学习时,一些主要的联共党中央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决议、文艺领导人的报告与讲话被列为基本学习文件,通过组织间的层层领导关系落实学习,从而使文艺界基本掌握了解决文艺问题与进行文艺斗争所采取的相应的方式与手段.1950年代初期,为了让苏联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作为中国文学的最高规范,冯雪峰在机关刊物《文艺报》上撰文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中的最先进的东西”,“经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为实践党性原则而努力,这是我们文学艺术创造的唯一正确的道路”.（22）而周扬更是毫不含糊地指示：“摆在中国人民,特别是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是积极地使苏联文学、艺术、电影更广泛地普及到中国人民中去,而文艺工作者则应当更努力地学习苏联作家的创作经验与艺术技巧,特别是深刻地去研究作为他们创作基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23）于是,195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就成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必读文件,该书收有联共党中央在1925年和1932年的两个有关文艺的决议、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日丹诺夫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联共党中央在1940年代有关文艺问题的四个决议等.由于这种学习在当时是经严格组织的,因而学习是富有实效的,它极大地保障了1953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24）这一目标的实现.
在文学出版机制方面,由于其时出版机构已经国有化或正在国有化,因此党的文艺主管部门可以向读者有选择地提供文学资源,不仅把出版发行苏联文艺及其理论的报刊书籍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且所采用的做法在性质上也是苏联出版界的那种“有计划的政治行为”（25）的方式.《人民文学》在1949年10月的“发刊词”上曾对翻译作品提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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