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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方面论文例文,与改写的历史与历史的改写相关毕业论文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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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
在平时的阅读、研究和写作中,我陆续读到了一些对多数当代文学研究者可能不算熟悉的史料文献,这些文献散见在不常见的印刷品中,或者在一些亲历者之手中.我在做“‘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些文献和文献的线索,其中也有我尊敬的学者将一些文献提供给我.我觉得,对这些文献的阅读和解析会改变我们对一些文学史问题的认识,重新拓展当代文学史的论述空间.因此,我想陆续整理出一部分,并写下自己阅读的初步感受.
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成熟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但史料的挖掘、整理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虽然已有不少进展,但在我们视野之外的许多史料文献或者向隅,或者正在消失.抢救当代文学史料,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话题.我愿意抛砖引玉,期待学界更多的同仁关注这一问题.
“回到历史现场”曾经是蛊惑人的提法.我无法说清楚我们有无可能重返历史场所,但在对历史文献的阅读中我们会呼吸到历史的真实气息,即便它已经发霉,历史的质感因为有了这些文献而存在.
《赵树理罪恶史》发表于《文化批判》第六、七期合刊,署名“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出版于1968年的这份杂志由“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批判》编辑部”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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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批判》1967年6月创刊时名为《文艺批判》.创刊号除了照例登载《毛主席文艺语录》和《发刊词》外,有聂元梓《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新北大中文系文艺批判小组《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破坏京剧革命的滔天罪行》等.这个刊物充当什么角色?《发刊词》说：“《文艺批判》是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冲锋陷阵的红色战士.它将以战斗的姿态,呼啸着,奔腾着,大喊大叫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那是什么样的“战斗姿态”呢?“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我们文艺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今天,是我们杀过去了!我们要刮起十二级革命的大风,把他们搅得‘周天寒彻’,杀它个人仰马翻!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什么‘名流学者’‘专家权威’,都要一齐打倒,统统都在扫荡之列!在文艺界来个大批判,大扫荡,铲除这些毒草,荡涤这些污垢,彻底批判刘邓黑线,这是《文艺批判》的战斗任务.”《文艺批判》确实把“修正主义文艺”杀了个“人仰马翻”.我列举一些文章的标题：《把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连根拔起》,《彻底清算刘少奇的叛徒哲学在文艺中的流毒》；《大阴谋家彭德怀是怎样利用文艺为其篡军篡党制造舆论的》,《彻底清算邵荃麟在〈人民文学〉的罪行》,《揭发周扬在北京大学的罪恶活动》、《陶铸的“创作自由”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激流”还是“逆流”――评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评反动小说〈骆驼祥子〉》、《赵树理罪恶史》和《贺龙的婊子牌坊――〈洪湖赤卫队〉》等.1968年3月,《文艺批判》改为《文化批判》,作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大批判刊物继续出版,编辑者自然改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批判》编辑部”.由“文艺”到“文化”,仍以文艺批判为主,但逐渐兼及别样,“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对文艺、历史、哲学及意识形态其他部门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展开彻底批判”.
刊载《赵树理罪恶史》的这一期《文化批判》是“批判反动作家赵树理专辑”,主要论文有：《打倒利用小说反党的黑干将赵树理》、《挖出大叛徒赵树理的黑心》、《砸烂赵树理的金字招牌〈小二黑结婚〉》、《铲除鼓吹右倾投降主义的大毒草》、《〈三里湾〉――资本主义的臭水沟》、《赵树理的“货郎担”――〈下乡集〉贩卖什么货色?》、《反党英雄的赞歌――〈实干家潘永福〉》、《英雄大寨人狠批大毒草〈“锻炼锻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拔掉赵树理这面黑旗》和《评〈“山药蛋派”〉》等.无论是熟悉还是不熟悉当年语境的人,由这些文章的标题,都可以感受到当年“文艺批评”、“文化批判”的特征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
这类文章除了少数是座谈会纪要外,多数是出自文人之手,而且不要论证,是出自读文学研究文学的人之手.据我所知,其中的一些写作者后来仍然从事文学研究.我在这里并不是追问写作者当初的责任和良知,因为在那样的语境中,当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历史主体时,他们的写作实际上只能是主流话语的转述,而通常与他们的个人品德没有关系；但是,多少年以来,当我们讲述极左时期的主流话语对人的干扰和压迫时,是否认真想过我们的写作者在主流话语的形成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后来的“拨乱反正”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清理过置身其中的我们自己的思想历程?
即便在今天,我们对赵树理的评价还未能达到一致,甚至有大相径庭的评价,但这和当年的语境已经不同,和当年批评的武器也不同,尽管有些论者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偏见.当学术批评已经恢复常态时,所有的分歧本身已经不重要.如何解释从1942年到1966年之间的文学,一直是这些年来当代文学史论述是重点之一,而我觉得这一论述的充分展开与我们如何论述其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和作品有关.赵树理贯穿其中,无论是“赵树理方向”的提出还是后来对它的批判,牵涉到的是对当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的解释.诸如《赵树理罪恶史》这类大批判文章,其实并不牵扯到多少学理方面的内容,它们基本上是依据《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从政治上否定赵树理的创作.如果我们留心,不难发现,这类文章对赵树理具体作品的解读其实是微乎其微的,“阶级”的“义愤”在文章中蔓延.所以,在这样的批判中,“赵树理”看似“体无完肤”,但实际上只是个“靶子”,用当年的话说,“批判的武器”已经代替“武器的批判”.在对赵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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