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边界问题相关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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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1;仅仅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问题,而是继续坚持追求了几十年的人文理想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放弃文学理论的研究模式即等于放弃自己毕生追求的价值理想,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不管他们的努力是否有效,仅就这种精神而言就是弥足珍贵的,这里实实在在地包含着某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文化研究模式的言说立场则比较复杂.首先,它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倾向.这表现在言说者已经不再相信任何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的话语建构,对于诸如人文理想、精神家园、心灵自由、人性价值之类的东西不再有关注的兴趣.他们对文化研究模式的阐扬以及对现实文化现象的研究都基于一种理论的预设:消费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任何理论的言说都无法阻止其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因此,对于文学理论模式的言说立场他们从骨子里不以为然,认为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价值观念(传统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精神)的产物.对于文化研究模式这一言说立场来说,放弃文学理论模式就意味着摒弃一种过时的、已然无法应对现实文化现象(包括文学现象)的陈旧方法与观念.在他们看来,放弃文学理论的研究模式并不等于放弃社会责任,相反,倒是更切实地关注现实、介入现实文化现象的必要之举.其次,由于基本上失去了对各种“宏大叙事”的兴趣,因此文化研究模式的言说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知识社会学的影响,这表现在研究者尽量与研究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尽量持“价值中立”态度,即主要是对研究对象形成的社会的、文化的逻辑轨迹进行梳理,而不作价值评判.尽管他们并不一定认同现实的文化消费主义倾向,但由于没有明确的价值态度,因而面对“研究、关注本身即具有某种肯定的效果”的质疑,他们往往无言以对.因此,第三、有些文化研究者就试图在貌似客观的阐释中暗含某种批判态度,只不过不是对研究对象本身的批判,而是某种社会批判或政治批判.但是由于其批判指向与研究对象的错位,再加上知识社会学的表述方式,就使得这种批判要么隐匿不见,要么与研究本身相游离,因而难以产生应有的效果.这也是体现了新一代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某种深刻的困惑.

他还阐释道,知识分子是社会需求的话语代表者,因此他的社会功能不是自己设定的,而是社会给予的,具有明显的历史性特征.但是知识分子自己往往不能清醒地了解这一点,他们想象中的社会身份与其所处特定社会要求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之间经常出现错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凭着从前代知识分子身上继承下来的思想惯习和认同模式而不是现实需要来确定自己的言说指向.他尤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探讨问题时是力求客观、超然于对立双方的.但讨论完问题后,需要表明撰文者的立场时,他没有了通常的骑墙或模棱两可,而是在该文结束时宣称,“我对坚持文学经典研究的老师辈们怀有万分的敬意,但对于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的主张则心往向之”.身处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而能表达如此的立场,或许已属颇为不易.

笔者以为,这场论争的焦点起先是关于文艺学研究重心究竟应该放在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还是新的拓展疆土上,因为论争双方谁也没有说对方的研究对象就不能存在.因此,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研究对象或疆界,而在于研究者的兴趣――即重心所暗含的价值倾向,而倾向背后则凸显出的是价值立场――不仅仅是学术立场,而是研究者安身立命的社会立场,这就与学术之外的知识分子身份、地位、既定权威等因素发生了千丝万缕的缠绕.这场论争与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发生在文艺学界的那场名为“文艺学方法论”而实际上是文学观念、立场的论争在立场、内容、语境、观念上都不相同,但是作为学术界代际关系价值尺度的位移,则表现出几分相似性.当时,老一代学者多数认同陈涌、敏泽、陆梅林、杨公骥、姚雪垠的立场,中青年学者们似乎更多地倾向于李泽厚、刘再复、林兴宅、谢冕、孙绍振等的观念.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如下的联想：莫非这是又一次时代话语变迁出其不意地在本节“文学边界”位移问题或下一节探讨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上“遭遇激情”的折光?

二、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

大众文化讨论热在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笼统地关注它的界定、有无、现象分类、一般特征与状态.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多的是讨论有关它的分层和细化、个案解读.而近两年来有关“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就成为大众文化和文学研究之后现代消费时代的一个关注焦点.近年来,人们对大众审美的关注点聚集在了洋房、轿车、花园、广场、咖啡厅等现实生活领域里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论说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而这个显例因为引发了又一轮大争鸣而显得更加突出.

《文艺争鸣》杂志于2003年第6期率先推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2004年6月28日至30日由《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以及四川师范大学在成都召开了全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文艺研究》、《求是学刊》等几家学术阵地又连续推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专栏,同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也举办了相关命题的讨论会.这些研讨活动,共同构成了2004年中国文艺学术界的热点.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思路,是近年来陶东风努力倡导的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扩张的路径,也是当下文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这一话题的首倡者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等人分别与国内权威、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童庆炳教授,苏州大学的知名学者鲁枢元教授之间的论争逐次展开

文艺学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检索.这个话题内蕴的学术含量及其知识增长点也备受学界关注,引发许多学者参与了讨论.这场争鸣构成了近年来文艺研究界一道醒目的学术景观.陶东风在《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兼及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答赵勇》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等论文中一再阐述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打破了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使得审美活动与审美因素大举进入日常生活空间（如美容院、健身房、街心花园、购物中心等）.文艺学、美学界应该扩大研究领域,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讨论大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审美化与市场逻辑的合谋.在“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的呼吁声中,金元浦可谓和陶东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是,这样的主张引发了反对的意见.童庆炳在《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一文中强调：“文学的边界只能是根据文学的事实、文学的经验和文学的问题的移动而移动.问题的核心仍然是,今天我们是否就可以撇开原本意义的文学,而把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等看成是文学?这种看法是现实的吗?”赵勇也频频质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主张,认为倡导者没有对这种提法进行清理,仅仅停留在事实判断的层面上,从而取消了对它的价值判断.把这种姿态或立场带到文化研究中,会出现批判精神下滑、问题意识缺席、价值立场暧昧,使我国的文化研究重蹈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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