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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援引资料,无须卡片,信手拈来,但见“黑压压地写了几十黑板的参考注释”.一师学生施存统、周伯棣、俞秀松、曹聚仁曾从其研习理学,被并称为单门“入室四弟子”,先读先秦诸子之书,旁及魏晋清淡之学.奈何终坐不久冷板凳,曹聚仁不屑学乃师如蚂蚁般终生劳劳于学术的堆积工作,难为传人；而施存统等三人则一度为革命巨澜吸引,弄潮涛头,起伏浮沉.个中固有时代因素,但也未尝不是经亨颐主校前期重政教伦理、轻“中国文学”观念对彼时浙一师校风、学风的影响.四师先后去职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

二

文学教育不无微妙的边缘地位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只是浪潮掀起的短暂前时.

自1915年开始,经亨颐开始有所动作,将国文设定为主课.1916年他更是将国文称为“主科之主科”,于9月开始的新学年进行实质上的教学改革.这可谓经亨颐在浙一师最为大刀阔斧的改革,所花费的心力、承受的来自各方的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一次.国文改革甚至最终酝酿成了“一师风潮”,也注定了经亨颐最终的辞职离校.

改革的内容包括：调整国文教学师资队伍,由夏丐尊担任国文主任教员,聘用思想激进的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夏、陈、刘、李被时人并称“四大金刚”；推行白话文教育,教授注音字母、拼音文法、白话文文法等基础语用知识；编写国文课本,课文内容收编人大量时文.

这一变化背后是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学教育理念的变化；是清末“中国文学”课向“国文”、“语文”课的转向；是文学教育语言载体的更替,是语言所负载的权力意志的冲突变革.

首先文学科由前时“不中用”、连算作知识技能都勉强,被提升为有用,甚至是有所重用.经亨颐认识到：“夫统一国语为教育上最要问题,亦为最难问题.”“惟有自师范教育入手,乃能致渐移默化之功.”关于文学教育,在课堂上到底应该教授什么内容侧重语言本身还是侧重文学如果考虑到浙一师作为培育初、中级教师的师范类学校,那么国文教育改革初期讲授基础类的白话文语用知识,如陈望道教授注音字母,夏丐尊教授白话文文法等,作为知识的普及与技能的培养自当是无可厚非的.在初次上课推广白话文以及标点、行文格式(横行)时,陈望道以相当通俗易懂的语言例证讲述白话文的便利性,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普及,是切中要害的一记重拳.

事实上,上述国文教师对于初、中级国文教育的热心一直延续,即便离开浙一师教职后也未熄灭.后来夏丐尊、叶圣陶等人在上海结成开明书店同人群,除出版大量的国文教科书与教学、自习参考书外,还办有指导语文教学的《国文》、《中学生》刊物.而他们所亲身教授的浙一师学生,亦成为普及国文教育的中坚力量,如朱文叔、宋文翰等就编订了中华书局版的国文教材.

一师文学科地位的由边缘到重中之重的变化,最为重要的原因,当属其与道德训育产生了新的联系.“从前的国文教材,和思想没有多大的关系,改了白话,这一点不可不注意.我曾经和几位教员说过,嗣后选文,务要加以研究”,关于“国民道德”,“是要积极提倡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经亨颐并不是对于中国自古“文以载道”的伦理道德传播模式有异议；相反,他从来都是这一结构模式的承袭者.他不是对于国文教师讲授道德伦理不满,只是对于之前国文教员传授的传统伦理不满.当将“文”与“道”的意义更新置换,以白话文载现代社会伦理与经世致用之说,在“人格教育”的教育理论体系中便完全适用了.适如两级师范这一新式学校,正是在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以省城贡院旧址改建的一样.

然而文学教育以这种形式所作的“体用不二”的回归,由于过份强调了社会实践的层面,甚至片面执著于意识形态功效,使得随西学东渐本应新生盎然的“文学教育”一时却显得单薄简陋,还多少带着点借尸还魂的不祥.经亨颐力挺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陈望道主持一师国文教学改革.课文多有取自《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报刊的篇目.国文课慢慢演变为几乎不作课堂讲授,而以学生争辩社会人生问题为主要形式的研讨会.被经亨颐认作追随对象的蔡元培看过浙一师的国文课本后致信经说：“这到底是伦理教材是国文教材”曹聚仁回忆说：“到了秋凉开学,整个学校的风气都变换过了；先前那几位国文教师：陈子韶、单不庵、刘毓盘都走了,来的乃是陈望道、刘大白和李次九,说是提倡新文学的.从那个秋天起,老是罢课游行,很少有一星期完整的课可上；即算是上课,也只是讨论讨论人生问题、社会问题,课本上的事,反而搁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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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知晓“中国文学”科中文言文的“文义、文法”与学习掌握“国文”科中白话文的“文义、文法”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此时,文学科教授方法、内容、主旨已经发生变化；当白话文成为压抑其他书面语的书面语时,遂完成了语言的权力交替.但必须指出,白话文以其言文一致明达击溃“中国文学”的精英意志,其所负载的“文以载道”之道并不纯然是为了文学而倡作.

作为现代文学,驾驭语言开始寻找自身的力量的契机,或许就是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层面短暂失语的种种间歇.“一师风潮”之后,经亨颐与“四大金刚”辞校而去.蒋梦麟引荐姜伯韩继任一师校长,并推举北大学生朱自清、俞平伯等任一师复课后的国文老师,以“质实”振奋因着国语教材一味“好新立异”、教学方式放言空论,学生的“有点厌倦”；填补完合“四大金刚”“教材不从语文本身去找”、形同社会学讲义“贫乏可怜”之缺.

姜伯韩主校后,将国文课尽改文言为白话,易为“教员视学生程度,得酌授文言”.重新教授文言,其先后的意义却是截然不同的.文言的复归,此时作为文学教育格局的一部分,赢得了“中国文学”学科中的合法地位,在现代价值体系中,历练沉淀,融谷新机,获取认同.

被剥离了“道”的“中国文学”学科在“国语”、“国文”的文字、语言层面达臻了意识形态精神层面的强化；而当现代白话开始作为文学语言,同时将会产生出剥离自身的精英意识.

浙一师的风纪规章,自建校初期至1920年间,日渐宽松.早期严苛到令学生丰子恺心生被监禁之感,兼做舍监的夏丐尊竟表示自有与违纪学生拼命的觉悟.另外,在学制授课考试方面,也同样尝试着给学生更大的自由度,调动其积极性,进行自主学习.1919年始,废除了留级制度与频频的小考、月考,各科分数到毕业学年再行结算；1920年起试行学科制,精简学科、教材与授课课时,共计减少了十科并七百六十课时.同时实行学生自治,管理学生的学习生活,包括“学术研究、涵养德性、发表思想、课外作业、课外出入、社会服务、校内整洁、身体健康、惩处劝戒、衣食住之”等方面.“一师风潮”之后,学生自治的职权更有所提高,例如宫府任免校长须经全体学生同意；学生有权向校方推荐优秀教师；有权过问教职员的进退等等.赋予学生的这种到达无冕程度的自由,使他们得以逃课而去心仪教师的课室旁听；也使得在一师时春风得意却有疏学业的学生自治会主席曹聚仁投考高等师范不中,泪洒长江边.

论及文学课堂的具体教学方式,在一师最早的“中国文学”课上,教师讲授仍然是不可动摇的绝对中心.而1916年起,即便不采用“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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