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学类论文范文集,与文学社会学理与中国当代文学相关论文摘要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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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论,主要是文学社会学理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文学社会学理论在此特指,把文学视为社会学的组成部分,进而对其进行社会学层面上的意义阐释和史学评价的理论.研究理论是思想观念问题,也是思维方法问题.因为理论影响价值标准、研究方法、切入角度,也影响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影响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和具体阐释.研究过程中的许多重要环节如材料取舍、文本解读、意义阐释、内涵挖掘,以及研究成果的水平、价值和质量等,都与研究者所依据的理论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与之相关联的内容分析、审美评价和史学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很多问题上出现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某些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有时受到重视、予以高度评价,有时又遭受冷落、评价很低甚至否定,或者在某些研究者那里备受关注,而在另外的研究者看来不值一提,即使同一研究者,在不同时段也会做出迥然不同的评价.如此这般,均与所持的理论相关.因此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整理研究路途中的纷杂现象,从考察理论的角度切入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从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上看,文学社会学理论具有历史进步性.文学社会学理论是众多从理论形态的高度对文学的属性和功能进行定位和阐释的一种.按照这一理论,文学是复杂的社会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成、发展、变化及各种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均受制于社会其他方面的内容,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文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其发展变化虽然不一定是顺应对等的,但却是密切相关、呼应有据的.社会学理论强调文学的社会属性及其功能,按照这一理论规限,无论考察文学思潮、解释文学现象及其致因机制,还是作家研究、文本分析,均与特定的社会构成联系起来,运用社会学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各种文学现象,分析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及其价值意义.概略地说,社会学的文学研究比较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和创作实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曾表现出巨大的理论优势.胡适、傅斯年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中国文学发展,倡导“文学革命”,从文学发展史的高度说明文言之当废、白话之当兴是“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从者矣”,(1)显示出巨大的理论说服力,对推动“文学革命”起到很大作用.《文学革新申义》是“文学革命”倡导期一篇重要的文章,傅斯年“泛察中国文学升降之历史”,说明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都是“群类精神”的组成部分,系统地阐述文学随着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的变化而变化的理论,“晚周有晚周特有之政俗,遂有晚周特殊之文学.两汉有两汉特殊之政俗,遂有两汉特殊之文学.南朝有南朝特殊之政俗,遂有南朝特殊之文学.降及后代,莫不如此.”(2)鲁迅则认为“各种文学,都适应环境而产生的”(3),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谈到魏初文章的风格,则指出,因为曹操“尚刑名”,立法严格,“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其时的另一特点“尚通脱”,“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4)鲁迅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分析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对各种小说现象都做出了颇具说服力的阐释,在谈到清末谴责小说时更是精辟地指出.“光绪庚子(一九○○)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5)这种分析具有经典意义.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文学社会学理论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集体自觉.
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能很好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学理论的要义,也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能准确地运用社会学理论分析纷杂的文学现象,像鲁迅那样对于复杂的文学现象做出科学准确的社会学阐释的不占多数.文学社会学理论也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可、都接受、都能运用和愿意运用的.因为文学社会学无论作为理论观念还是研究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都不流通,在庞杂的学术文化传统中没有足够的资源.中国古代不重视文学,也不重视文学研究,文学研究被视为“雕虫小技”,从业者往往从文学本身如字义演变、文体变化、文本叙事与历史本事之间的对应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广泛流行的是注释评点、考据索隐、训诂学.曹顺庆论及中国文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学评论方法,曾提到“考证与注疏”、“选本与摘句”、“品第与流别”、“指瑕与才略”、“语录与诗话”以及“评点”等,(6)这些研究虽然不乏合理性,也出现了很多学问家及辉煌著述,但研究者的眼光局限于狭窄的视阈,着重于文本的细微末节,即使涉及文本与社会的关系,也往往由考据流于索隐,由索隐偏于比附,如解释清末谴责小说就把某部小说的某些描写与某人某事联系起来,说某段文字影射的是某人某事,而《红楼梦》研究中有“旧红学派”,把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一一比附,说某个人物影射某某,(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把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与清朝的人物、事件一一比附,说贾宝玉影射胤,林黛玉影射朱彝尊,薛宝钗影射高士奇,探春影射徐乾学,王熙凤影射余国柱,史湘云影射陈维崧,刘姥姥影射汤斌(潜庵)等等.(7)清末民初的王梦元和沈瓶庵则在《红楼梦索隐》一书中说,《红楼梦》写的是清世祖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也有研究者从字里行间揣度微言大义,从细微末节考索作者的形象和家世,花费心血考证贾宝玉的原型及其身材相貌、有无胡须.上述现象主要发生在文学社会学理论没被引介和认可的古代和近代,姑且不论,在此要说的是,即使在文学社会学理论和观念被突出强调和广泛运用的现当代,某些具有现代知识背景的学者,也远离社会学理论和方法重走考据、索隐的治学老路,根据不可靠或者暂时难以论定的史料进行推断,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其见解很难令人信服.老一辈学者如俞平伯、周汝昌且不说,他们在旧的学术文化传统和胡适的实证主义理论影响下走上研究“红学”之路,由索引、考据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走不出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光影,情有可原,刘心武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理论大普及之后从事《红楼梦》研究的,最近一段时间的研究表明,他因袭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其所提出的“探佚学中的考据派”实属于旧索隐派一族.他创造了“秦学”,提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的废太子的女儿的观点,又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百家讲堂》上说,薛宝钗性情的改变与选秀失败有关,因为薛宝钗进京的目的是为选秀.(8)这些研究不仅剑走偏锋让人难以接受,而且疏离了审美分析和内涵挖掘,对于文学研究和学术文化发展都缺乏足够的意义.旧“红学”在社会学理论开始普及的时候曾经受到批判,时隔几十年,刘心武重返旧路,这是耐人寻味的反弹.既说明考据学派、索隐派治学传统深入中国学人之心,影响持久,也说明社会学理论对于科学的文学研究确有深刻的意义.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社会学理论的运用使很多文学现象得到合乎逻辑的说明,使很多文本的思想内涵得到切合实际的阐释.文学史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大型项目,很能说明文学社会学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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