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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迎来建国六十周年庆典之际,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文艺争鸣》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9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隆重召开.
张炯、谢冕、杨匡汉、加藤三由纪(日本)、陈晓明、孟繁华、程光炜、李怡、梁丽芳(加拿大)、白烨、张颐武、张光芒、柳泳夏(韩国)、盐旗伸一郎(日本)、崔晶莹(香港)以及《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等7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或提交了论文.虽然日程较短,但本次会议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凑.在两个会场的一共七场发言中,共有五十多位与会代表发言,在每场发言之后,大会指定的主持人还对发言的情况进行简短的点评.代表们的发言生动精彩,而主持人的评点也往往妙语连珠,二者互相映衬、相得益彰.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张志忠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的开幕式,并向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与来宾致欢迎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张炯在大会开幕辞中指出: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召开这样一个学术会议,回顾六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实事求是地检讨存在的问题,正是为了肯定成绩,汲取经验和教训,更好地前进.综合六十年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其巨大成绩和贡献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它使我国文学大步走向了人民文学的时代,二、推进了我国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三、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了新的高度.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六十年的新中国文学,需要多代学者的努力,而十分重要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历史主义的原则,坚持科学的文学观念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则在致辞中指出,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将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重新历史化、整体化的时刻.他认为当前的当代文学研究,应当力求突破以往的思维定势,去发现和思考一些新问题,如:如何处理前后三十年的关系、以“人文精神”作为衡量当代文学创作的标准是否合适、学术界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评价是否过低等等.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加藤三由纪在开幕词中对中日两国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之间的长期合作与交流给予了高度评价.她对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并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政治上的禁区已经越来越少.她还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现状.
文学史:建构、评价与反思
在本次会议上,与会代表首先围绕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整体建构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另一方面,如何评价当代文学六十年的整体成就和贡献,如何反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得到了代表们的广泛和共同的关注.
杨匡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题为《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经验》的报告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应当有一种整体思维,这种整体思维表现在:一、在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研究中,不能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绝对地、截然地分割开来,二、应当确立一个“大中国”文学的理念,它应当包含如下几个方面:一体多元、五族共和、两岸三地、和而不同、母语(汉语)思维.三、在对作品的考量中要注意完整性,评价作品的时候,不要进行简单的诸如姓“资”姓“社”的判断,而是应该加入艺术哲学和价值论的判断,在文学的地域分布上,不能只看中心,不顾边缘.四、创作、批评、翻译、传播的四路纵队并进互动,对翻译和传播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陈晓明(北京大学)则从现代性出发,为理解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找到了新的理论起点,即:六十年文学应当理解为中国人民在建构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一种激进的现代性的诉求.这种中国的现代性经验是非常独特的,它与西方现代性之间构成一种强大的张力,在文化上有其自身的依据和期待.其意义正是在于:在西方体系之外,创建了独特的、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性的文学.
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当代文学史建构中的重要论题,也是本次会议与会代表集中讨论的焦点之一.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在发言中阐述了中国当代文学问题的历史起因及逻辑结构问题.他指出:许多当代文学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仅因为,其形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现代文学”当中,也因为其演变和发展与中国知识阶层在西方现代化的压力下,寻求救国之路的选择联系在一起.张学军(山东大学)认为,新中国文学是一个意识形态不断淡化与世俗色彩不断强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阶级意识、英雄意识、政治意识、文化意识和生存意识逐渐成为不同阶段的突出特征.温奉桥(中国海洋大学)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延安文学体制从确立到逐步被消解的过程,这一过程又可分为三个阶段:1942年到七十年代后期,是延安文学主流化时期,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中期,是延安文学体制的调整期,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是消解期.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认为,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重建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主流文学的“拨乱反正”使得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重新获得生命,“边缘文学”成长壮大,对主流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文学功能与想象方式产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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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讨会上,有不少学者对当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这对于在今后的研究中拓宽思路,改进研究方法是有重要意义的.李怡(北京师范大学)对最近二三十年来,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反思:研究越来越学科化,以及强调知识的社会学视野的发展趋势固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同时这里面也包含许多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东西.他还指出,文学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某些空洞化、空虚化的趋势,并且存在很多伪问题.周晓风(重庆师范大学)认为完全照搬西方理论研究模式来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有问题的,他以顾彬的文学史写作为借鉴,认为我们应当用东方模式取代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模式.陈福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则从反思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东西方传统的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更具体的意见.他认为在欧洲的启发和规训下形成的小说模式,与我们自身的传统模式无关,是一种断裂.以这种模式作为评价小说创作成就高低的标准是片面的.石兴泽(山东聊城大学)则指出,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浪漫主义文学受到了不应当有的冷遇和漠视.
当代文学中的农村题材小说得到了本次会议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认为,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主流,而是自然形成的“题材”意义上的主流.主流文学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左右下,出现了两次转折:一次是乡土文学向“农村题材”的转移,另一次是“农村题材”向“新乡土文学”的转移,这两次转移并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但对农村题材意识形态性的否定却是未做宣告的表达.樊星(武汉大学)认为,认识“农民性”是当代文学和文化的重要命题.他从分析“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入手,提供了从“农民性”的角度认识和理解当代文学以及“国民性”的新视角.日本学者加藤三由纪(日本和光大学)以日本的乡村文学为参照,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相生相克的语境中,就中国当代乡村文学的当代意义谈了自己的看法:从中国国外读者来看,中国乡村小说具有三个意义.以进步历史观来描绘未来蓝图如“十七年”间的《三里湾》,描写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另类世界等于想像飞翔的自由空间如80年代的《远村》、《厚土》,表述具有民族国家本源性价值的乡土文化如90年代的《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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