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美学相关论文范文,与暴力美学的象征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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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批判”相对应,《拯救与逍遥》对于论述材料的辨别和选择同样存在众多的问题.写作者显然缺乏严肃客观的运思态度和科学操守,不屑于宁静辩证的探究和分析,蔑视基本的学术准则,材料引证的以偏概全和不加辨析以及其它疏漏和舛误让阅读者难以容忍,而这一问题还表现在写作者的其它文本之中.（10）限于篇幅,我们仅以个案做出说明.在“‘天问’与超验之问”这一文本中,写作者仅依凭胡适的“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一家之言,就对《天问》大发弘论：“从屈原作品的整体来看,《天问》让人感到极不顺眼；就整个中国文学史,甚至世界文学史来看,《天问》也显得相当粗陋,让人难以恭维.在这个意义上说,《天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代的诗人谁要再去仿效它,定会被视为诗国中的低能儿.”（11）我们不禁要敬佩和恐怖如此信口者的勇气,楚辞学家姜亮夫穷毕生学识和心智研读包括《天问》在内的屈赋,不敢声称读懂了多少,而一个不具备基本楚辞学养的人,随意地就对《天问》这部意旨深邃、语言蕴藉的文本妄下断言.“回到事情本身”地说,对于楚辞学尚未登堂入室的刘小枫竟然给以《天问》如此明晰的论说,难道不是一种近乎“蚍蜉撼树”的黑色幽默?平心而论,《拯救与逍遥》写作者的知识背景和学术素养是不太容易读懂和理解包括《天问》在内的楚辞文本的.阐释学的原则和方法之一,必须依赖于特定的语境之中的话语和符号的意义诠释才使理解和对话活动得以可能,试想一个连《天问》表面文字都读得不太懂的主体如何获得对于文本的客观有效的诠释?因此,“过度阐释”甚至是信口雌黄都是《拯救与逍遥》的写作可以理解的行为了.有趣的是,中国诗歌史就出现《拯救与逍遥》的写作者始料不及的“低能儿”――柳宗元写作了《天对》.我们姑且不论《天对》的美学价值如何,至少柳宗元的诗歌天分及其艺术成就是明证的事实.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构成对于刘氏的一种讽刺或揶揄?作者声称：“我关注的不是《天问》这部作品的诗艺形式,否则,我必将受到它的粗陋和悖谬的愚陋.”（12）真有点大言不惭的嘲笑泰山的味道.《拯救与逍遥》的写作者具有超越尼采的自负和接近尼采的痴狂,可惜缺乏尼采的思辨和才智,当然也没有柳宗元的高超诗艺和空灵心性.如果说生态伦理学提问“敬畏自然”的口号,晓谕人类有时候并不比自然高明的道理；那么,我们则提出这样的口号：“敬畏古人”.它意味着,今人也并不一定比古人更智慧和更高明.“五四”和“文革”的人们都非常缺乏这样的敬畏之心,因此他们制造出太多的知识和智慧的悲剧.也许,《拯救与逍遥》的写作者,真的需要他人拯救的就是：敬畏古人和历史,不要轻易地期许自我比前贤和历史一定就通透卓荦和智慧高明.再就《天问》的阐释而言,《拯救与逍遥》的写作者仅凭征引王逸的《楚辞章句》的一家之言的材料,就非常肯定地推断道：

屈原“天问”的意图十分清楚,绝不是想要思索宇宙、世界、历史的起源问题,寻求关于自然和历史世界的知识.如果把《天问》归于所谓自然哲学,以为屈原的意图是要探讨天的观念、宇宙的生成及其结构,用所谓‘参验以考实’的方法来思索自然本体问题,那一开始就错了.《天问》中的一百七十多‘什么’、‘为什么’都不过是在泄愤,是忧心愁悴、思无所依.（13）

这一个言说的主体不仅具备代上帝立言的资格,也同样禀赋代屈原《天问》“立意”的权力.殊不知,王逸关于《天问》的写作缘由和动机的论述纯粹属于一种想像性推测,楚辞学史有关《天问》的创作机缘和意图的阐释还有若干家和若干种,而刘氏不仅不加分析地采纳王逸的说法,而且不顾《天问》的文本内容,漠视阐释学的基本原则和起码的学术戒律,对《天问》妄加论断,以是否“顺眼”的非理性的直观喜好从事严肃的学术活动,这已经不是知识谱系的局限所致的问题了,恐怕更有令人汗颜的原因了.

任何一个生命个体总是存在着宿命的有限性,我们不能期许无限,也许只有对上帝可以期许无限.作为沉醉于美学的主体,唯有学会尊重有限性,才可能领悟如何运思与言谈,对于不能言谈的东西如何选择“沉默”.这样,才不至于陷入愚蠢的泥潭和承受知识的痛苦.令人惋惜的是,《拯救与逍遥》的写作者没有“有限性意识”,所以,他的这一文本成为暴力美学的一个象征品.

注释：

（1）该著的责任编辑倪为国就以摆弄“刀子”的比喻赞赏刘小枫的学术姿态.见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25-427页“编后记”.

（2）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5-258页.

（3）贺来：《宽容意识》,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18页.

（4）张远山：《废铜烂铁如是说》,《书屋》2001年7-8期合订本.这是一篇精彩的对于刘小枫的文化立场和思维暴力展开反思性批判的文章,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览.

（5）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0页.

（6）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7页.

（7）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6页.

（8）有关刘小枫的话语表述,还有参阅古木先生《搅烂一塘泥的刺猬》一文,《书屋》2001年7-8期合订本.

（9）张炎：《词源》,《榆园丛书》本.

（10）有关刘小枫的引文疏漏和舛误,还可参阅古木：《搅烂一塘泥的刺猬》,《书屋》2001年7-8期合订本.

（11）（12）（13）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1-82页,第83页,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