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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类有关论文范文,与丁玲与“伤痕文学”相关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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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初丁玲复出于文坛时,“伤痕文学”业已蔚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潮,并由此引发了关于“歌颂与暴露”问题的激烈论争.受“五四文学传统”和“革命文学传统”这两种不同文学传统的影响,她在这场文学论争中表现出了相当复杂、矛盾的态度.在复出之初,她几乎同时捧出了具有不同思想性质的《“牛棚”小品》与《杜晚香》.前者是在“伤痕文学”思潮的直接影响下写就的,它通过对“牛棚”生活中三个片段的回忆,展示了苦难生活中令人感奋的人情美和人性美.这说明复出后的丁玲在创作精神上仍然坚持和传承了“五四”个性传统和“人的文学”传统.但是,与此同时,她却又以《杜晚香》对此作出了强有力的反拨和矫正.在这篇作品中,丁玲选择了“永远正确”的题材和主题,以歌德型笔调叙写了同名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并将自己对政治功利的追求与道德诉求相聚合.从“左联”时期开始形成、到延安时期确立的“革命文学传统”,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要求作家改造自我、歌颂工农兵“新人”.不难看出,在《杜晚香》中,流淌着的仍然是“革命文学传统”的血液.在这两篇作品发表后,在说到将来的创作时,她明确表示：“我还是应该坚持写《杜晚香》,而不是写《‘牛棚’小品》”.这意味着她写具有社会控诉能量的“伤痕文学”文本,只是偶然的“误入藕花深处”,而《杜晚香》对她而言则具有“方向”的意义.丁玲对这两篇作品的这一褒贬扬抑,间接地表达了她对“伤痕文学”的态度.与此同时及以后,她的这一态度还通过其大量的理论言说得到了直接的表达.
歌颂与暴露
随着“伤痕文学”的兴盛,理论界展开了歌颂与暴露（或曰“歌德”与“缺德”）问题的讨论.1979年1月14日,即丁玲回京两天后,《诗刊》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歌颂与暴露”即是会上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晓风致陈荒煤的信”,以通信方式对写“文革”的“伤痕文学”表示支持.6月,《河北文艺》刊发文艺短论《“歌德”与“缺德”》,认为写“伤痕”就是“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要求“革命的作家”“为人民大‘歌’其‘德’”.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激烈的争论.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此后一直延续到80年代前期.就在“歌德”与“缺德”问题论争的这一大背景下,复出后的丁玲曾积极为“伤痕文学”申辩,为这股社会关怀思潮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她张扬文学的“真实”性,并从这一角度,阐述了“伤痕文学”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她看到,“十年大乱,国家民族大好河山被糟蹋得乱七八糟,大家从心里、从感情上都有怨恨,我们现在有些人写对‘四人帮’的恨”,这是必然的.她赞同文学创作要“说真话”,“怎么能说假话呢?那成了骗子”.在她看来,“文艺就得真实”,难道“不写真的还写假的?”“写光明难道就能不写黑暗、不鞭打黑暗了吗?”1980年7月,在上海接受《文汇增刊》记者采访时,她重申：“如果我们自己对自己都不说真话,都不能说坏,只能说好,讳疾忌医,这怎么行呢?等我们这个社会的弊病,可以写,应该进行自我批评.”
其次,她积极鼓吹文学的战斗性,并从这一角度,高度评价了“伤痕文学”干预现实的战斗精神和现实价值.她认为,文学应成为战斗武器,应该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揭露不良倾向,如果“不揭露不好的,尽歌功颂德,尽包庇坏人,那还算什么文学呢?”从这一价值观出发,她肯定“伤痕”小说“是在文艺上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直到1983年2月,她在回顾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时,对重在“暴露”的“伤痕文学”仍然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几年文学创作发展的进程是历史的必然,是一定要有的,即使其中有的骂了很多人,骂了大街,也自有它的道理,因为有该骂的人嘛,骂得我们心里痛快!”
再次,她在宏观上为“伤痕文学”的合法性作出辩护后,还在微观层面上对许多“伤痕文学”作品作出了肯定性评论.1980年6月,她为黄蓓佳的短篇小说集《小船,小船》作序,称赞其中的《阿兔》“令人深思”：它“反映了‘四人帮’横行时代给予我们年轻一代的创伤”.同年12月4日,读完《一个冬天的童话》,认为“较有深度”.1981年春,她评价《人到中年》和《李顺大造屋》说,前者“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普遍存在着的社会问题”；后者“刻划的农民形象,反映的农村生活,都是真实生动的”.1981年11月23日,她在加拿大就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发表演讲,特别提及《班主任》、《伤痕》等“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赞赏这些作品的作者“感时忧世,敢想敢说”,“是最有希望的一代”.
根据丁玲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伤痕文学”合法性所作的申辩,在“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论争中,是很可以把她归入“暴露”派行列的.但是,丁玲的复杂性就在于：一方面,她为“伤痕文学”申辩,但另一方面,她又高举起“歌德”旗帜,对“伤痕文学”作了自觉不自觉的否定.她认为,作家们“可以献上一些颂辞,有德可歌,还是可以歌的”；并要求作家站稳立场,“为党颂德,为人民说话”.在她看来,“写黑暗”并没有独立的意义,只是为了衬托光明（所谓“光明是靠黑暗显示出来的”）；并宣称：“我这样说,也许有人会说我是一个歌德派.是的,我是赞成歌人民之德的!歌社会主义之德的.”她不但以《杜晚香》表现出了“歌德”倾向,而且于1981年6月建党60周年前夕写出了“歌德”的长诗,题目即为《歌德之歌》.有人向她建议把题目改为“献给党之歌”,但她却断然说：“不,还是‘歌德’好,别人是别人,不管他”,并表示哪怕群众不理解也要这样写.联系文坛上“歌德”与“缺德”争论的背景,她对这首长诗的命名该不是无意的吧.
丁玲强调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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