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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类有关论文范文,与丁玲与“伤痕文学”相关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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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派”,要歌党之德、歌人民之德、歌社会主义之德,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丁玲常常把“歌德”当成了唯一的价值取向,并把它与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对立起来,似乎一写“问题”,就违背了“歌德”之旨.她认为：等国家的问题太多,总是要有人来挑担子,作家也应该分担自己的一份.一个作家,如果不关心这个困难,不理解挑担子的人的难处,你老是写问题,那么,你的作品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呢?等难道一定要写得我们国家那么毫无希望,才算思想解放吗?等你不帮忙,你在那里老是挑剔,那有什么好处?
总之,她既承认国家问题很多,又反对“老是写问题”.在她看来,如果“老是写问题”,在态度上就不是“帮忙”而是“挑剔”,在性质上就会使我们的国家显得“毫无希望”,在结果上对国家民族就没有好处.这就给人以有问题而不能写问题之感.当然,她也看到,在偌大一个国家里,总会出现一些不合理想的事,产生“各色各样的悲剧”.但她认为,“这类事最好不写”；如果要写,也“不要写得哭哭啼啼,悲悲切切,灰心丧气,等而要把处在苦难中的人物写得坚定、豪迈、泰然,把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亲密、庄重、神圣、无私,这就更显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是如何可爱”.根据丁玲所倡导的这种写法,对社会主义时期“各色各样的悲剧”的描写,实际上却成了对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歌颂.这样,“问题”本身往往也就被掩盖而不成其为问题了.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丁玲对“伤痕文学”思潮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伤痕文学”,顾名思义,本是以“暴露”（暴露“文革”和极左路线的错误及恶果）为目的的文学,是勇于揭露社会阴暗面、积极干预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但丁玲却更以一种理想主义的规范去要求它、制约它,因而,在她的相关言论中始终贯穿了“虽然――但是”、“不仅――更要”式的转折或递进式的置重于后者的思路.这一思路就是她在1980年7月所作的《谈谈文艺创作》中所概括的“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对这一观点,她作了反复的阐释、引申.1980年10月,在给孙犁的信中,她写道：“我认为写现在,写动乱,写伤痕,写特权,写腐化,写黑暗,可是也要写新生的,写希望,写光明.”1983年11月,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中,丁玲批评“伤痕文学”作家“错把‘四人帮’当成整个的党,把‘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十年看成是整个革命历史,因此他们当中,有的人对党、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表示冷淡,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并将之列入“有关文艺创作的错误思想和言行”之首,有把它视为文艺界“精神污染”表现之嫌.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丁玲所表述的文学创作中有关社会生活的内容范畴和主题倾向是全面的,也是可取的,因为相关的文学创作的内容范畴和主题倾向,取其大者,大约就是“暴露”（即“写黑暗”、“写缺点”）与“歌颂”（即“写光明”、“写希望”）这两个方面.但是,如果把它置放于特定的文学语境中,则丁玲显然有以“全面”来否定“伤痕文学”这一特定的“片面”（局部）之嫌.因为对于具体一篇“伤痕文学”作品而言,要使之在“暴露”的同时还有“歌颂”,这显然是一种打压式的苛求.她在具体论述中所贯穿的这种转折或递进式的思路,更在目的上把“歌颂”置于“暴露”之上,这就极易造成对“伤痕文学”合法性的否定.她批评某些“伤痕文学”作品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即“由针砭发展为诅咒,由对于某些个人的指责而发展到对整个社会的控诉”）,正是这一思路导致的必然结果.
丁玲对伤痕文学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导致了她对其中一些作品作出了过苛的指责.她批评《春天的童话》“尽管它揭露了何净这样的人物,但它的总倾向我不赞成.如果我们的作家都是这样的心灵,那我们的创作就危险了”.在她看来,似乎如果单是“揭露”而没有“赞美”,那么,作家的心灵就“不美”了,“格调和境界”就不高了,创作就危险了.1981年,丁玲对符合其“不仅――更要”式理想模式的张贤亮的《灵与肉》及据此改编的电影《牧马人》作过较高的评价,但三年后在中宣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她对作者的另一篇小说《绿化树》却作出了相当严苛的批评.这篇作品重点是写主人公章永在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启示和劳动人民善良品德的浸染下人性复苏的过程,是以“写光明”为主的作品.但由于作者是把这一过程的描写置放于主人公被打成右派后在三年困难时期遭受磨难的背景之中,所以在一定程度也继承了“伤痕文学”的遗绪.尽管如此,丁玲却明确表示：“我不喜欢这篇小说,我觉得太过分了”.她置任何历史具体性于不顾,而指责主人公在“饥饿、贫困”之中“像个狼孩”,“他们之间只有饿狗争食那种关系”,并进而指责作品“使人感到是共产党把人变成了兽这个世界太阴暗”.这就连“不仅”也不能有了,剩下来的就只有“更有”――即“歌德”了.
“本我”与“自我”
由上可见,丁玲在有关“伤痕文学”的论争中,表现出了鲜明的二元态度.不管是她相关的文学创作还是理论言说,都具有两极性.如果择其一端,我们大可以把她派入“伤痕文学”的支持者或反对者行列（或政治上、思想上的“左”与“右”的行列）.这种二元态度正是晚年丁玲思想矛盾的真实呈现.但根据她对《杜晚香》“方向性”意义的强调和在理论言说中对那种转折或递进思路的使用,从总体上来看,当时传出来的“丁玲不支持伤痕文学的说法”,并非无稽之谈.
丁玲对“伤痕文学”两极性态度的形成,是“两种文学传统”影响的结果.但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去汲取这两种不同的文学资源,却有赖丁玲本人的抉择――这自然是以她对自己当下处境的体认以及现实需要为基础的.作为20多年前就被打倒的右派,丁玲较之“文革”中遭难的人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有着更为刻骨铭心的惨痛体验.1979年11月,在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她比较了二者的不同：“我们同样遭难,却不一样”――后者“虽说被打倒了,可是是香的,因为你不投‘四人帮’嘛”；但前者“是臭的!是被我们自己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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