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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类有关论文范文,与丁玲与“伤痕文学”相关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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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十多年批倒批臭!”在其个人化的文本中,丁玲更是袒露出了在左的错误迫害下产生的那种“怆然”、愤然心态：“静坐院中,看树影东移,夜凉如水,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以她的这一经历和这种深入骨髓的惨痛体验,她“大可以从事足以表现受难的时代的宏伟叙事”,去揭露“伤痕”背后的社会成因（她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被打倒,不是由于哪一个人,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伤痕文学类有关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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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本我”的冲动在更多的情况下,却被她的“自我”抑制了.这清楚地表现在一篇短文从构思到流产的过程中.1978年10月8日,亦即在小说《伤痕》发表不到两个月之时,她“午睡时构思一短文,以一中学教师回乡务农,从他的生活中反映农村所受‘四人帮’毒害之深为题材,用日记形式,仿《狂人日记》.真是数年不见,农村的面目全非,令人痛恨.”从她在这则日记中对情节和主题的概要记述来看,这篇孕育中的作品,在性质上应属“表现受难的时代的宏伟叙事”,是《伤痕》式的揭露现实伤痕、最具社会批判能量的控诉型文本.但是,她“一觉醒来,又有所畏惧了.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从丁玲的这段自我表述来看,其控制“本我”的“自我”,应该是被“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曾经给她制造过“旧的伤痕”的政治伦理原则所抑制了的.为了避免不愉快和遭受痛苦（“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它依据现实原则去调节、压制本能活动,以现实原则代替了“本我”的快乐原则.从这篇作品最初孕育到最后胎死腹中的短暂历程,我们可以管窥到丁玲“本我”的原始的宣泄冲动以及它如何被“自我”抑制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她最终放弃“表现受难的时代的宏伟叙事”,固然是“自动”的（出于“自我”的现实原则）,但对“本我”而言,却远不是“自愿”的.
丁玲的“本我”被“自我”所抑制,还非常突出地表现在她对《苦恋》的充满矛盾的评价中.白桦等人的电影剧本《苦恋》是“伤痕文学”中一个较有深度的暴露型文本.“从剧本发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围绕这部电影持续了两年的争论,并在文坛上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而成了整个“伤痕文学”争论中的一个焦点.《苦恋》展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并对社会体制的弊端提出了追问.在主题范畴和情感倾向上,它与上述丁玲孕育中的小说是完全相通的.但是,依据“自我”的现实原则,在批评《苦恋》的高潮中,丁玲多次撰文或发表讲话,对《苦恋》作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她通过与《牧马人》的比较,对《苦恋》的主题倾向作出了否定,认为“同样是苦恋,但一个健康,一个不健康；一个起积极作用,一个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其之所以“不健康”,是因为作者“在动笔的时候,为了表现‘苦’,就失去了分寸,把平日深埋在心底的一点小小委屈的火花闪亮了,信笔所至,淋漓尽至,编造了一些不现实的生活、情节,流露出一种并不健康的情绪,使读者和观众感到诧异,感到委屈,感到愤慨”.缘此,她指称《苦恋》“有错误倾向”.直到1984年,在批评《苦恋》的高潮早已过去后,她还将《苦恋》翻检出来,通过与《洗礼》的隐晦比较,仍然指陈它是一个“不好的作品”：《洗礼》“里面写到‘四人帮’时期,残酷黑暗的东西不比《苦恋》少”,“于是,我就想到,有些不好的作品,不一定非批评不可,如果有好作品（譬如《洗礼》）拿出来,就把那个不好的作品比下去了,批判了”.
丁玲对《苦恋》的严厉批评,是奉行“自我”的现实原则的结果.而她的“本我”则是趋向于对之认同的,这可以从她个人化的文本中窥见端倪.1981年6月4日,即在《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后约一个半月后,在她向友人倾吐内心的信中,这一“本我”得到了真实的呈现：“不管现在左的也好,右的也好,究竟对我们如何看法,如何对待,是大可寻思的.我明确的告诉你,假如《苦恋》是我写的,你可以想见那些左的右的都会汇成一股洪流来围剿的.难道二十多年还不能得点经验教训?不学一点乖吗?文艺事大不可为,希望在五十年后”.在这里,她作出了一个饶有深意的设定――“假如《苦恋》是我写的”.这看上去是一个假设,但与她日记里记述的那篇小说的构思比较,何尝不是她“本我”的真实流露?进而言之,如果她没有这样真实的内心要求,她何以作出这样的设定?但是,她的这一“本我”刚刚露出冰山一角,便很快被“自我”的现实原则淹没了――即“那些左的右的都会汇成一股洪流来围剿”.在这里,丁玲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如果《苦恋》是她所写,其事态的严重性会变得较白桦更甚.这既关乎丁玲对自我处境的体认,也关乎她借回避（乃至躲避）以远祸之心态的形成原因.白桦的《苦恋》问世以后,受到了某些方面人士的严肃批评（乃至批判）.这些批评者在思想倾向上事实上只能是丁玲所指称的“左的右的”中的一种.而丁玲在这个假设中所假定的“围剿”者却是二者的合流.这是因为在丁玲自己看来,她既是曾经被打入另册的人、又是在现实中仍然引起争议的人,所以,她的自我处境较之白桦更加不堪.虽然此时组织生活在历经曲折后终于得到恢复,但历史问题尚未澄清,她的平反还留有尾巴.这成了她心中一个解不开的结、一块掀不掉的石头.“这压在心上的沉重石块,不能不影响到她晚年的心境和处事”.1984年夏中组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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