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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他们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如果把库恩的范式比做文艺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的话,可以说,建国头30年,文艺学观念和方法比较单一化,认识论文艺学和极左的工具论文艺学以及与之对应的研究方法长期在文艺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制约了文艺学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对各种思想禁锢的突破,新思潮、新学术的引进,解放了思想,实现了范式的转变,即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多样化,促进了文艺学研究的繁荣.

新时期文艺学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于对先前文艺学范式的再思考.在认识论文艺学中,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成为关注对象,现实主义成为基本创作方法和美学规范,常常与唯物主义反映论、政治上的进步、以现实为对象、艺术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写真实也被视为现实主义文艺的基本原则受到肯定和强调.周宪认为,19世纪现实主义和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思潮有关,推而言之,和朴素实在论有关,即强调事物独立于主体心灵之外的客观实在性和主体与客观事物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而20世纪心理学的进展,科技革命的新挑战,推翻了这种绝对客观性、真实性的信条,即便是现实主义文学,也只是追求有限的客观性,即泛客观性.在朱立元看来,真实性不唯现实主义文学所独有.他主张从多侧面、多角度看待真实性问题,认为真实性涵盖了不同的层次,虽然是对艺术的普遍要求,但在不同的艺术类型中又有不同的表现.艺术真实既体现了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识与反映关系,更体现了创作主体与客观社会生活、鉴赏主体与鉴赏对象之间的审美关系.（15）上述见解动摇了认识论文艺学及与之相伴随的现实主义、写真实的范式认知模式.而工具论文艺学则与认识论文艺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把文学反映生活理解为反映本质（时代本质、社会本质、阶级本质等）时,认识论文艺学很容易蜕变为工具论文艺学.解放以来,尤其是极左思潮盛行时期,我们倡导“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要求文艺反映和描写阶级斗争.这种“工具论”将文艺等同于政治,取消了文艺的人文属性与审美属性.1979年初,《戏剧艺术》发表陈恭敏的文章《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文,在肯定反映论的前提下,率先向工具论反难.其后,《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指出工具论忽视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没有反映文艺的特殊规律.由此引发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现在看来,由于当时急于破除旧的范式,该讨论虽然对批判极左文艺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角度还比较单一,未能清晰地区分个人政治、群体政治和国家政治在文学中的体现,对文艺与政治的多方面的复杂关系理解得不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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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认识论文艺学和工具论文艺学范式的弊端的意识,新时期文艺学发展在离弃先前范式的冲动作用下,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艺术成为最受青睐的文学观念.前者在人性、人道主义讨论和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中得到体现,后者在文学研究方法论探讨和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建构中大显身手.1979年至80年代初的人性、人道主义大讨论肯定了人性、人道主义及其对文学的积极意义,使人们认识到人性与阶级性不能等同,人性大于阶级性,文学常常倾向于表现“共同人性”.如同钱谷融所说：“文学既以人为对象,既以影响人、教育人为目的,就应该发扬人性、提高人性,就应该以合乎人道主义的精神为原则.”“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为共同基础.”钱中文认为,这场讨论的一个结果,是多数学者认识到除了阶级性之外,还有共同人性.问题不仅仅在于承认共同人性,还在于如何描写和评价共同人性,“只有那些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健康的、符合生活逻辑的人性共同形态的作品,才能给人以审美享受.”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以“自我实现”为特征,突出“内宇宙”的自我需要和情感活动,高度重视人的精神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提出文学应该成为“人的心灵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把“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文学观念的变化必然使文学研究方法发生变化,所蓄积的能量到一定的程度会形成新的文学研究范式.80年代中期开始,以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对文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做法兴盛起来.其中,对文学的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研究无疑与文学是人学的观念有关.此外,还出现了把自然科学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耗散论、模糊数等应用于文学研究中的尝试,由此又出现了文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思潮.1985年,武汉、厦门、扬州召开了专门以方法论为主题的讨论会,所以该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许明与汤学智认为,文学研究思维变革应包含三个要点,即：（一）在理论思维的起始处：“变经验归纳为科学发现”；（二）在理论建构过程中,提倡“模型”意识；（三）在作品文本研究中,加强“精细的”语言分析.他们所呼唤的正是文学研究范式的改变.文学方法论讨论中对规范化、确定性的追求,包括对文学的形式、结构、表达方式的研究,对文学是语言艺术作为研究范式的确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观我国80―90年代的文艺学研究,如文学人类学、文学社会学、文学价值论、文艺心理学、文学语言学、文学符号学、文艺美学、叙事学、形式美学、文体学等的长足发展,基本上与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艺术两大文学观念和研究范式有关.

在新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在全面清理文艺学学术史的基础上,兼容多种观念和方法实现新的范式革命是文艺学研究者面临的课题.范式转变固然包含着观念和方法的转变,但不能反过来说,新的观念和方法必定产生新的范式.纵观30年文艺学发展,可以看出,尽管我国文艺学在方法甚至观念上已经多样化了,有人用追新逐“后”来形容研究者面对新观念、新方法表现出的热情,但因为有不少观念和方法初始概念陈设（更不用说研究方法）具有家族相似性,如文学人类学、文学价值论共享的人本主义前提,文学符号学、叙事学、文学语言学兼有的语言学背景等,所以真正能成为独立文学研究范式的并不多.甚至一些表面看起来离经叛道的文学观念也难以成为文学研究范式.例如,中国90年代后兴起的解构论文艺学主张切断能指与所指的联系,使语言成为能指符号的自由游戏,虽然以其反基础主义突破了审美主义,但由于明显得自西方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没有脱离索绪尔以来的现代语言学,在大的方面仍然可以归入到文学是语言艺术的语言论范式.只是近年来兴起的文艺生态学所倡导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突破了“文学是人学”的人本主义倾向,体现了“生态文明时代的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包含了‘生态维度’的更彻底、更全面、更具时代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