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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民众对子女行孝的要求就是“是谓能养”之孝,即“养其口体”的身体化关怀.至于“显亲”、“尊亲”、“娱亲”、“弗辱”、“光耀门庭”等,民众不去奢望.大量的劝孝故事涉及的还不是养的好坏,而是“弃”与“不弃”.但即便是对这样低层次的要求,民众也很少抱乐观的态度.他们对子女能否行孝充满了忧虑,也不认为尽孝是无条件的.他们直观地感觉到“孝亲”面临的各种威胁,对子女的观念也很矛盾.一方面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子女尽孝,另一方面又知道生活的艰
辛常常会使这种要求变得不切实际.因此在从道义上要求子女应履行其赡养父母义务的同时,还从功利的、互惠的角度强调孝亲者会得到好报.
让我们先从民众的子女观说起.民众求子之心十分真切,尤其是人到老境之时,一生无儿无女往往是很可怜的.只要是血缘纯正,民众在处理代际关系时就充满信心.他们反对父母对子女心存偏颇、厚此薄彼,而主张融洽互补、各尽所能.但民众对非同一血缘的代际关系是有疑虑的.无论是上一代还是下一代,都很在乎一个“亲”字.民间有很多后母虐待前妻之子的故事.同样,父母对子女也以“亲”生为尚.“亲子”的丧生被认为是最大的惩罚.这等于丧失了后半生的生存依据,无异于给自己判了死刑.
在某种程度上,“亲子”的确被民众视为财产,而且是最不可丧失的财产.因此,能够为尽孝而弃子卖子的人是被认为做出了重大牺牲的.民众拒绝接受像郭巨埋儿那样悲惨的结局,但并不否认其行孝方式的道德意义.
民众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子女/财产观与人道激情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他们一方面认为子女在必要时(道德决择中)可以像财产一样割舍掉;一方面又在情感上难以正视它的结果.而总是希望获得来自“好心人”、“神仙”的意外的帮助.以至在这样深刻揭示伦理矛盾的故事中总要安置一个浅俗不可信的“大团圆”尾巴.
民众的子女/财产观并不严密,它只是民众子女观的一个方面.与之并列且有冲突的还有另一种受佛教影响的子女观,即儿女是神赐的.神既可“送子”,自然也可“夺子”.子女既不全然是自己的所有物,因而丧子之痛也可说是“多余”的了.
耿村方言中以“冤家”这个极富佛教意味的词汇称呼夭折的晚辈,其实也正表达了民众这种“非财产”的子女观,它与子女/财产观恰相反.
民众对能够行孝的子女有确切的认识.大凡孝子都具有忠厚、勤劳、不贪财等理想品格,他们才是民众认为可以终身托付的人,才是父母心目中最可宝贵的财富.但民众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人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是十分难得的.大概只有“傻子”才具有这样的品格,才能经受住“行孝”所面临的威胁与考验.
“行孝”所面临的威胁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即极度贫困的生存条件和极为沉重的经济负担;一种是内在的,即子女成家以后情感重心的转移.特别是在“恶”媳妇出现之时,这种威胁就更大.两种威胁经常叠加在一起,民众有时并不太注意两者的区别.这类故事都谴责了不孝之子,也都把“弃母”的原因最终归于“恶媳妇”身上.这类形象代表民众意念中子女行孝的最大威胁.这反映了民众对血缘与姻缘关系中感情不平衡的认识.他们注意到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之情在有了妻子儿女之后就减退了,所谓“妻子具而孝衰于亲”.民众对儿子不孝总是联想到媳妇的恶意教唆,而对儿子在成家之后将有一个新的情感世界的认识却相对淡漠.
在这类故事中,我们还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宝物”的出现.事实上,在很多劝孝故事中,我们都会看到被弃养的老人总是与某种宝物相联.他们或是宝物的无意的据有者;或是能带来财富的有福之人;或者就直接是财富的化身.这种联想形式的语义特征十分显著.它要说的是:被弃养的老人并非无用之人,他对子女的孝行是有报偿能力的.如果我们可以把宝物的出现看作是此类故事中不可忽略的情节要素的话,那么它所显示的支持性理由就是功利的、互惠的思想.作为一种道德劝导的理性成分,互惠(互利)被民众认为是促使子女行孝的最充分、最可接受的理由.它使“孝亲”变成了一种伦理利己主义式的目的论规范,而非行为义务论规范.我们知道伦理利己主义的基础是所谓心理(人性)的“自爱”原则.即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或福利,做自认为能给自己带来的善最大限度地超过恶的事.如果是这样,那么子女对父母“行孝”必须是在他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益时才是可能的,否则除非是由于错误,没有人会做这种于己不利的事.这种劝孝的逻辑在生活中是很难有说服力的.与其说它能促进子女的“孝”行,不如说它从理性上鼓励了“非孝”.
在民众的生活世界中,“孝”是主导的意识形态,但“非孝”意识也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我们以《傻子与灵子》这篇幻想故事为例.在故事中讲述者非常完整地给出了代表民众价值观的两组相对的人和事物.其中一组具有肯定的价值内涵,它们是:“傻子”、“勤快人”、“有活儿可干”、“金子”、“有牲口和土地”、“知足”、“好看媳妇”、“过好日子”;另一组与之相对,具有否定的价值内涵:“灵子”、“好吃懒做”、“石头块子”、“贪婪”、“白毛老婆”、“出门要饭”.我们看到“好看媳妇”与“白毛老婆”的对比反映出民众情感倾向的不同,其中隐含着民众嫌恶老人的“非孝”意识.在另一则故事中这种“非孝”的意识就更为明显.《长工斗财主》是一则“聚宝缸”型故事,这个故事虽然意在反抗财主的压迫,并讽刺其贪心.但从其惩罚财主的结果来看,其内里还有一个潜台词.即:年老的父亲是累赘.财主压迫长工想求财,结果求来了耗财的“累赘”.民众认为如此的结果才是对财主为富不仁的惩罚.这种潜台词的含义就是“非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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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孝与非孝意识这种深层的文化心理悖论分析,民众的“行孝”背后确有其利益驱动的因素.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孝亲”尽管是社会的大道理,但由于相应规范的强横与绝对化趋向和实际上经济的负担(主要是丧葬费用),在实行过程中,未免存在一丝勉强.在正统伦理道德要求人们孝敬尊长时,人们感情的天平却在偏向自己的儿子(女儿又当别论).在这种情况(即“向上不亲向下亲”)下,互惠的劝孝方式显然已不大有效了.因为理论上向下亲比向上亲更符合追求最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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