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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报还有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白志清的《评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等,文章直接针对文革中的当权人物.“文革”后期,大字报的内容变得更加复杂,大多数依然延续文革高潮时期造反派的作风,但独立思考的意见表达也越来越多.大字报诱导出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表达诉求.如湖南“省无联”造反派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表达了一种激进主义的革命主张,呼吁彻底的革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政权.广州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则表达了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呼吁重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些大字报,理论性强、论证严密、有完整的逻辑和深厚的理论基础,显然是作者长期思考、深思熟虑的结果.无论在文风上还是在观念上,都与“文革”主流思潮格格不入.通过这些大字报,可以看见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酝酿一场重大的思想变革.这一点,在几年之后就得到了证实.1976年春,“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大字报依然是最重要和最普遍的表达手段,但指向的目标则与十年前完全不同,所表达的诉求也判然有别.那些曾经以大字报发动“文革”的政治当权者们,这一次自己却置身于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之中.“四五”运动中,人们提出了更多的政治民主要求,并呼吁结束“文革”极左政治路线.这场运动成为“文革”结束的先声.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文革”开始走向落幕.作为“文革”特殊的表达手段的大字报,却延续了更长一段时间.北京西单大街一段长达200余米的长墙,一直是大字报的主要分布地.1978年前后,那里出现了大量的否定文革、批判“四人帮”的大字报,尤其是出现了大量的反对“两个凡是”,要求扩大政治民主的大字报.这段长墙因此被称之为“西单民主墙”.“西单民主墙”成为大字报在中国的最后的领地.之后不久,它就被拆除,而大字报也在政治上遭遇了覆灭性的打击.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没有起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相反妨碍了人民正常地行使民主权利.同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四大”的建议.在这些人大常委中,谈起当年那些“炮轰”、“勒令”的大字报,依旧心有余悸,不寒而栗.在发言中,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条理由:一、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障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四大”却相反,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的民主权利.二、把“四大”写进宪法中,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四大”的旗号,制造事端,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三、把“四大”写上宪法,会使一些人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和生活秩序,不利于四化建设.四、搞“四大”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会议作出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该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取消了“四大”条文.从此,风行中国数十年的大字报,终于走向了黄昏.大字报成了历史的陈迹.
毛泽东在1957年的一次讲话中,曾经这样谈到大字报: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传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
毛泽东如此高度肯定大字报,以致将其“经典化”,与文化史上的经典相提并论.毛泽东的预言似乎并没有真正实现.大字报只存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从文化史上看,它是短命的、速朽的.
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表达权力,大字报的生命终结了.但是,作为一种基本的表达方式,大字报并没有彻底消失.在民众的表达要求得不到满足,民意的传达渠道受到阻塞的情况下,人们还会选择大字报及其类似的形式来表达.大字报的产生,就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大字报当初自发地产生,以后也会如此.只要有自由表达的要求,它就很难以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当初的产生就是自发的,并不是因为法律规定的权利.那么,它也不一定会因为法律的禁止而消失.19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因个人权利受到损害无处申诉、利益冲突中处于劣势的民众,依然选择大字报形式来表达意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字报的形式一定程度上在互联网平台上得以复苏.互联网BBS、BLOG等载体,有着与当年的大字报相似的形态、功能和效应.它们都是非主流的民间媒体,是自发性的和开放性的言论平台,真正贯彻人人平等原则,任何人都有同等的发表权利.在表达形式上,它们都追求关注度和视觉冲击力,在众声喧哗的言论空间里,力求发出最强的声音.互联网也常常会使个人隐私公开化,真相和流言交织在一起.毫无疑问,在民意表达缺乏可靠的宪政保障和公正的媒介的情况下,互联网给民意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表达空间.匿名状态更为公众自由言说提供了最充分的保障.匿名状态容易产生不负责任的言论,成为乌合之众的情绪发泄.匿名状态使得互联网言论带有普遍的暴力化倾向.在这个巨大的话语广场上,众声喧哗掩盖了任何个人的声音,没有人在倾听,只有“赞成与反对”的表态.网民开始了一场疯狂的音量竞赛.普通民众的声音长期被压抑,在获得一定的话语权利(尽管是一种虚拟的权利)之后,对话语权威的鄙夷和攻击,是网民赢得话语自尊的基本手段.判断性短语、口号和叹词,大量的感叹号构成了泄愤的网络文本.似是而非的资讯和被诱导的意见,构成了“虚假民意”的主体,抵消了沉默的大多数的真实诉求.而被“虚假民意”煽动起来的话语暴力,则摧毁了任何可能抗衡“集体歇斯底里”的理性堤坝.由此看来,互联网言论也正面临大字报同样的处境.它是为了保证言论自由的,但却没有可靠的规则来保证.自由民意的宪政前提是:每一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同样,任何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有效民意首先必须是公开的和透明的,然后才有可能是公正的.否则,将会陷入非理胜的话语暴力的循环当中.无论是大字报还是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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