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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状类文体既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学的宝贵遗产.宋代学者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指出,我国叙事文可以分为三种,为“纪一代之始终者”、“纪一事之始终者”、“纪一人之始终者”,其文体皆源出于史官.这些文体在文体特性上既具有共通性,又有差异.后世学者在对这些文体进行归类时,也是见仁见智.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将列传、墓表、墓志铭、行状、家传、神道碑、事略、年谱等,统称为“传志类”文,认为“传志类,所以记人者”.来裕恂《汉文典》将此类文体称为“传纪类”,包括传、纪、录、略、行述、行状、神道碑,墓志铭等文体.他认为神道碑、墓志铭等文体都与列传相同,只是详略有异而已.
姚鼐则将此类叙事文分为两种文类,一为传状类文,一为碑志类文.他把墓志铭、神道碑等需刻于碑石的文体,归入“碑志类”,并指出“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古文辞类纂》).事实上,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分列有“诔碑”与“史传”.虽然刘勰指出“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二者有相同的成分,但是自古以来碑志与史传的文体功能、文体体制都相差甚大,实是两类性质不同的叙事文体.吴曾祺《文体刍言》的观点与姚鼐相同.他将传状类文分为十二体,分别为传、家传、小传、别传、外传、补传、行状、合状、述、事略、世家、实录.本文参考姚鼐与吴曾祺对传状类文体的归纳与界定,着重辨析传、行状、行述、实录等文体.
传
“传”本是一种行为,既指空间的传递,也指时间上的流传.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人部》说:“传,遽也.从人,专声.”本义是传车,指传送公文命令的交通工具.“传”,作为工具有从此及彼的传送、转达之用,于是便引申由今人对古人文字的传示.刘熙《释名释典艺》说:“传,传也,以传示后人.”是指注释与阐述经义的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演变为两种文体概念:一代指当时传递的文书,如《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按班固自注,皆为策诏之类的文书;另外,又可指称解释儒家经典之作,即传注,如《春秋》三传.尤其是《左传》,刻画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成为我国传记文学之滥觞.刘勰曰:“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文心雕龙史传》)当然,作为注释经书的“传”还不具备独立的文体意义.后世的传记作品完全脱离经书而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传”体不再带有训释的含义,而成为一种纯粹的以人为中心的叙事散文.
司马迁《史记》创立“列传”,标志着我国传记文学传统的正式形成.不过,“列传”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保留了训释的原始意义.刘知几认为“列传”是对“本纪”的注释,他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史通六家》)由于史学家要求真实地记载历史,强调传记必须能反映出传主的精神面貌,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精彩的人物传记,成为我国史传文学的主流.早期的史传,如《史记》、《汉书》中的人物传记,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记载了情节曲折复杂的历史事件,再加上语言表达的准确,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政治斗争中的紧张激烈、人情世故的冷暖炎凉等社会现状,使得这些历史著作具有高度的文学性.如鲁迅赞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然而,随着史学与文学观念的日益清晰,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分工也日趋明确,后世历史著作的文学性越来越弱.
我国历史上的传记体,除史传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传统,即杂传.由于这些传记是“率尔而作,不在正史”,为“史官之末事”(《隋书经籍志》),因此《隋志》称之为“杂传”.早期的杂传,篇幅比较简短,作者往往选取最能体现传主精神面貌的某些片断进行记载,叙事粗略,几乎没有人物形象的刻画.如刘向《列女传》、《列仙传》等都是粗陈梗概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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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后,杂传的创作趋于兴盛,出现了许多变体,诸如“或谓之家传,则以藏之私家为名,叙次甚略者则谓之小传,单述轶事者则谓之别传,又谓之外传.”(吴曾祺《文体刍言》)另外还有托传、假传、类传、自传、别传等名.杂传作品的兴盛,史学家认为是由于“史官旷绝,其道废坏”所致.史学的衰落促使文人纷纷撰写单篇传记,以补史书之缺.但是文人爱奇的特点,使他们在创作这些传记时,喜欢记载一些鬼物神怪之事,杂以虚妄怪诞之言.以史家注重“实录”、“贵信史”的态度来看,这些传记作品当然只能算是“史官之末事”,难登正史这个大雅之堂.对于这种情况,刘勰早有批评,他尖锐地指出:“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刘知几《史通品藻》也云:“若乃旁求别录,侧窥杂传,诸如此谬,其累实多.”从史学角度来看,杂传涉及的虚妄怪诞之事,有混淆历史真相之嫌,不值得记载.但是,这些故事说明当时人所具有的丰富的想象力,反映了各种宗教信仰对当时社会、民生的渗透,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价值.如东晋葛洪《神仙传》、梁释慧皎的《高僧传》分别为道教、释教中人物立传,成为我们研究早期释、道二教的重要资料来源.而且,杂传的史学价值也不可小视,作者若能“旁推曲证,闻见相参,显微阐幽,折衷至当,要使文成法立”,(章学诚《文史通义》)则杂传也有史学价值,不必拘泥于正史传记的雅正标准了.
来裕恂《汉文典》认为“自史学衰而传、纪多杂出;亦自史学衰而文集多传、纪.”唐宋以来文坛盛行的传体文章,但是集部中的传体与史部中的传体有明显差异.徐师曾《文体明辨传》说:“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音骨)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顾炎武《日知录》卷19《古人不为人立传》条也说:“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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