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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人立传者,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而文集中的“传”与史传不同.“韩文公集中传三篇：《太学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颖》.柳子厚集中传六篇：《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何蕃》仅采其一事而谓之传.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毛颖》、《李赤》、《》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稗官之属耳.徐师曾、顾炎武指出文集中的“传”与史学的“传”分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史传作者为史官,传主为贵人名士,所述为其较完整的生平.而文传作者为文人,传主多为小人物或失意者,或为自传,或“仅采其一事”,或为有寄托之寓言或游戏笔墨,与“稗官”文体相似.自传亦可列在传记一体之中.自传,古人或称“自叙”、“自述”.王兆芳《文体通释》：“主于表身世,明著作,躬行记载.源出汉司马相如《自叙》,流有迁史《自叙》、班书《叙传》,扬子、郑子《自叙》,魏文《自叙》,晋杜预《自述》,梁江淹《自叙传》.”此后,如唐代陆羽有《陆文学自传》,刘禹锡有《子刘子自传》等,自传文体往往直接地表现出作家的个性、怀抱与意趣,文学色彩浓郁.
行状、行述
行状是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和生平概略的文章.唐代李翱《百官行状奏》：“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故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一据.”古时权贵名望之士去世之后,朝廷要根据其德行赐予谥号,史馆要为他编写传记,亲友要请人作墓志,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便是亡者的行状.刘勰说：“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文心雕龙书记》）行状一体,形成很早.《文章缘起》认为：“行状,汉丞相仓曹傅胡干作《杨元伯行状》.”这是最早被提及的行状.《文选》亦收入任彦升的《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此后历代重要文集多收入行状.
和传记文一样,行状是对一个人生平经历的记叙.但是,行状的用途是为死者立传、议谥、写碑志提供材料.因此,不少行状在文尾特别说明撰写此文的用途.如韩愈的《太傅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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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六朝人的说法,行状作者身份有个演变过程：行状原来是由官方组织撰写的,后来演变成由亡者的门生、下属或者朋友来写.《魏书甄琛传》记载,吏部郎袁翻曾上奏说,按照古礼：“凡薨亡者,属所即言大鸿胪,移本郡大中正,条其行迹功过,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评议,为谥列上.谥不应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以实论.若行状失实,中正坐如博士.”由本郡大中正写其行状,“条其行迹功过”,而由博士来评议谥号.无论是谥议还是行状,如果虚夸失实,就按“选举不以实论”,是要治罪的.但是后代情况改变了：“今之行状,皆出其自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无复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扬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极辞肆意,无复限量.”当由官方来撰写时,行状就包括“功过”,后来演变成“出其自家”,即作者由死者家属来指定时,行状的内容只能是对死者的褒扬,而不能有贬抑之辞.赵翼则说：“古人于行状原有核实之法.然人已死,而子孙及故吏为之,自必多溢美,而主其议者亦多以善善欲长,谁肯与刻核之举?”（《陔余丛考》卷三十二）这些说法都可研究,但行状的只褒不贬确是事实,这与传记的有褒有贬,正是文体上的最大差别.
虽然六朝时就有江淹作的《建太妃周氏行状》,但此后为女性作的行状少之又少,以至许多人认为行状不宜用于女性.宋代俞文豹《吹剑录》就持这一观点.清代王应奎见唐叔达《三易集》中有四篇女性行状,也认为“此恐未可为训”.（《柳南随笔》）推论原因,当是行状的最初功用是进呈朝廷,作为史官议谥、作传的材料.六朝以后,男尊女卑的观念日益强烈,正史中绝少女性传记,自然就很少有为女性所作的行状.
状,本为状人形貌,以刻画人物为中心,要做到“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好的行状,兼具有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如韩愈的《太傅董公（贤）行状》便是行状名篇.韩愈曾为董晋的下僚,对董晋的生平经历、性情品行了解甚详.该文对董贤生平事迹的记叙,有详有略,既有国家政治大事的记载,也有生活细节的描写.特别是记叙董晋冒险晋见手握重兵、意欲反叛的李怀光,对李怀光恳切陈辞,使李怀光及其士卒皆感极而泣,最终打消反叛朝廷的意图.而董晋“其词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于人,无不信”的人物形象也刻画得很鲜明.故有学者称赞说“董晋行状,书李怀光事,大似左氏.”（宋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欧阳修撰《新唐书》对此文采纳甚多.
逸事状也属于行状之一种,但是又与一般行状有所不同,所以《文体明辨》以之为行状的“变体”：行状是对主人公一生的概述,而逸事状则是节选人物最有代表性的遗闻逸事加以描摹,往往显出作者匠心,所以更具有文学性.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选取段太尉三件逸事,刻画一位正直勇敢的官吏,为传颂千古的名篇佳构.
又有行述一体,与行状大同小异.《说文》云：“述,循也.”因循前人之言行而记之,称为“述”.述作为文体名称,其含义比较复杂.首先,述是一种解经的方式.郑玄笺《毛诗》,认为“述者,述其古事”,是对经书中圣人的言论行为进行阐释申述.王兆芳《文体通释》认为“述”这种文体源出于三国时吴国陆绩的《周易述》,流则有隋代刘炫作的《尚书》、《毛诗》、《春秋》、《孝经》述义.这种“述”文,体现了孔子“述而不作”的原则.
后世又有一种类似于行状的“述”体,所谓“述”,就是该文体遵从“述而不作”的原则,忠诚真实地加以记录死者的生平.来裕恂《汉文典》将之称为“行述”.所谓“父作之,子述之”,行述为亡者的子孙寄寓哀思而作,主要记录先人的生平言行、世系爵里等内容.如王安石有《先大夫述》,追思父亲的平生所为.行述与行状,没有本质区别.就二者的内容而言,都是纂述死者的言行事迹,都要求记载真实.行述与行状一样,要在文末说明作文的意图,如王安石《先大夫述》文尾就说：“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铭焉,以取信于后世.”述与状最大的区别,一在于撰写者的身份不同.二是撰写的目的有异.行状最初的目的是呈送朝廷,以供史官议谥、立传时作参考；述则为记先人行迹,以志不忘而作,仅是一种私人行为.
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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