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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23;抵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者,其论或发于唐代声华文物最盛之时,如殷是；或发于战事初定、人心向治之时,如高仲武是；或发于乱离既久、忘怀现实之时,如司空图是.惟有在天下大乱之际,则感怀怅触,哀弦独奏而为人生而艺术之论起：元结于天宝之乱,故有《箧中集序》；元白在元和间,目睹藩镇割据,国事日非,故有论诗二书.这一论断是《讲义》所没有的,是朱先生在1936年删正时撰写的.这一方面是用当时较为流行的文学理论来烛照和梳理唐代文论,另一方面从时代盛衰治乱来立论,也寄寓了朱先生对现实社会的关切.
和《讲义》相比,《大纲》立论更平妥、严谨.《讲义》中有一段比较刘勰和钟嵘的文字,说：
嵘总论诗义有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灵,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其言极泛.《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较为亲切.
这段批评钟嵘其言极泛,称赞刘勰其言较为亲切的话,是不够妥当的.钟嵘的诗学观念要比刘勰进步.后来《大纲》中将这段话改为：
《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略涉藩篱,未加深论.仲伟《诗品》总论诗义,始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灵,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此则学有专攻,立论自异.
显然《大纲》之论要合理得多.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批评“艳歌婉变”的淫辞,纪昀批点云：“此乃折出本旨,其意为当时宫体竞尚轻艳发也.观玉台新咏,乃知彦和识高一代.”朱先生在《讲义》中批驳纪昀说：“《文心雕龙》成于齐末,纪氏自言之,不应其中议论乃为三十年后之宫体而发.纪氏号称敏给,不意乃有此过,固知疏忽之失,不易尽免也.”而《大纲》则删去这一段批驳的话,而改为正面引用纪昀评点《通变》批语.这样修改,态度更为温厚,也更为符合教学讲义的体例.
《大纲》对《讲义》的修改,有的地方还可以看出朱东润先生对问题研究的深化.《讲义》论述司空图的影响说：
表圣此论,以味外之味,韵外之致为极则,其论衍为严羽之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衍为王士之神韵论,斯皆其遗胤也.
也就是说,司空图、严羽、王士是一脉相承的.其实,司空图与严羽、王士之间相异的一面更突出.到了1936年,朱先生对此问题有了新的看法,所以删去了上面这段话.《大纲》中对司空图与王士的异同,有了新的认识,说：
今以表圣之书考之,知渔洋所云之诗境,仅为表圣所举种种幻境之一部等渔洋论诗,独主神韵,撷取《诗品》诸语,张其宗风,一若表圣之言,与渔洋若合符契者.考之表圣集中,则又不然,今录其《诗赋赞》于次,亦可见其持论之不主一格矣.
《大纲》中更强调王士与司空图相异的一面,认为王士的“神韵”说只算得上是《诗品》诸种幻境之一种,而司空图本书的诗学观念是“不主一格”的,非神韵所能限.这个见解是更为确切的.司空图也欣赏“涛怒霆蹴,掀鳌倒鲸”的雄奇诗风,称赞韩愈诗歌“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都非王土“神韵”说所能牢笼的.
《讲义》中一些文献考辨的论断,《大纲》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怀疑《诗式》的作者并非皎然,《讲义》据此进一步推测说：
今按原书“文章宗旨”条,称康乐公作诗,得空王之助,其他称“康乐公”者凡三.又书中称人,或分举名字,或沿袭俗称,独与康乐标致独异,疑其确出谢氏子孙所为.《总目》称其摭拾辑补,语近平允.
但是,皎然,俗姓谢,名昼.《讲义》的这段推测就显得无谓了,并不能否定皎然的著作权.所以《大纲》中干脆把这段文字全部删掉.《讲义》中其他地方的一些苛责古人的文字,《大纲》一般也都予以删除.
在引用文献上,《大纲》的变化不多,但是有一处还是值得提出来.沈约的“八病”说,对后代影响很大,但是沈约原书已无可考证,后代记录沈约“八病”说的有日人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朱先生在撰写《讲义》时,尚没有见到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所以只提了后两种文献,并说：“梅书出于依托,然所述较为详尽,附录于此,以资印证.”《讲义》所引的“八病”说,全源于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在朱先生修改《讲义》的1936年之前,储皖峰专取《文镜秘府论》中论及的《文二十八种病》已经校印问世.所以朱先生有机会见到《文镜秘府论》中备述沈约“八病”说,于是在《大纲》中,他论沈约“八病”时,依据的文献是《文镜秘府论》,而不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选择的文献更为可靠.这虽为小事,但是正显示出一个学者的严谨不苟的学术态度.朱先生还引申说：
盖自梁陈迄唐,推演益密,其说益完,而唐时日僧来吾国求学者,遂得而存之,亦礼失而求诸野之意也.通过与上图藏本《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之前半部分,朱东润先生花费了怎样的心思去删改修润,可以体会他在修改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情怀和学术探索.可惜的是,朱东润先生最后修改稿的下半部分在战乱中遗失了.朱先生花费的心思,我们只能了解一半.他在《大纲》1944年版《自序》里感叹说：“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后,全部付印,因此又迁延了若干时日.事实终于显然了,我的大部书稿和手写的稿件都没有收回的希望.”今天,我们比较《讲义》与《大纲》之上半部分,发现朱先生修改之深意和精思,就更感慨第三稿下半部遗落之可惜了.这是日军战火带给中国学术界的又一桩憾事.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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