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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类有关论文范文例文,与启功先生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关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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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启先生像大孩子似地笑了起来,说：“你看,放翁还有点不好意思呢!”（李军《乐育敦行堪世范励耘奖学唯吾师》,《启功先生追思录》,页183）谈到音韵时,启先生说四声是自然之声,是“天籁”,比如驴叫也有四声.说到这里,启先生便以驴叫的声音模仿四声,博得满堂笑声.启先生还举出证据：《世说新语伤逝》篇记载,三国时王粲平生爱听驴鸣,死后埋葬时,曹丕率众人吊唁他,建议在他的墓前学驴鸣以祭祀他,于是众人“皆一作驴之鸣”.王粲是著名的诗人,他爱听驴鸣,不就是在揣摩诗歌的音律吗?这样的讲解,也许仅仅是“容或有之”的,但却体现出启先生的奇思睿智.
其实,启先生不仅擅长讲授古代文学作品,对如何讲授中国文学史也有许多精思妙解.例如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不违背教学大纲的完整性、科学性、系统性,“一部中国文学史分成先秦段、两汉段、魏晋段、南北朝段、隋唐段、两宋段、金元段、明清段等等.各段相对独立讲,讲唐诗的不能讲宋词,讲宋词的不能讲清词,如果讲了,必定有人会说你超出了范围”.于是出现了“讲《左传》的不会讲《史记》,讲‘杂剧’的不会讲‘传奇’”的现象.启先生对这种现象始终不以为然,他打过这样的比喻：分段教学,好比吃鱼,吃鱼才讲究分段.但一条鱼从第几片鳞算中段,又从第几片鳞算后段呢?这显然只能是大致的分,没有绝对的标准.他又打比方说：中国古代有个笑话,一个人中了箭,去看外科医生,外科医生只给他把身外的箭杆剪断,就算完成任务.中箭的人问他身内的箭头怎么办,外科医生说：“找内科医生去,那是他的事.”这样简单地分科行吗?（《启功口述历史》,页124~125）因此启先生认为,讲授中国文学史,应该融会贯通,而不应该画地为牢.
总之,启先生精通教学艺术,他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擅长于“深入浅出,化繁复为简明,化深奥为平易”（聂石樵、邓魁英《启先生教学和治学的风格》,《启功先生悼挽录》,页146）.作为一位教师,启先生学识渊博,态度谦和,语言风趣,循循善诱,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当有人称启先生为这个“家”那个“师”的时候,启先生总是谦虚地回答：“我这一辈子主要工作是教书,我只不过是一个教书匠.”启先生一生热爱教师事业,耐心细致地“传道、授业、解惑”,处处体现出一位著名教育家的风范.
知之、好之、乐之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意思是说：对于任何学问和事业,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启先生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不仅“知之”、“好之”,而且“乐之”,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享受无穷的人生乐趣.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启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的确达到了这一境界.
启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既有精意覃思的专著和严谨厚实的论文,也有潇洒自如的随笔札记和风神摇曳的诗章（如收入《启功韵语集》卷三的《论诗绝句》、《论词绝句》）,真是“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我这里只选两个方面来谈谈,一是诗词格律研究,二是《红楼梦》研究.
启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是他花费了数十年的思考与斟酌,在课堂上多次讲授,到20世纪60年代撰成著作,一直到“文革”后才得以问世的.这是启先生的用力之作,直到本世纪初启先生还在不断地修改,可谓耗费了大半生精力.
前人对诗、词、曲的声调格式、平仄变化,大都凭死记硬背,刻板模仿,缺乏主动的、深刻的了解.启先生经过多年的精心实践和深入思考,提出了著名的诗歌声律“竹竿”理论.启先生指出,如果两字一节地把无限循环的平平仄仄排成一根长竹竿：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等就会发现：五言格律诗的A句式“仄仄平平仄”是由第三字截至第七字而来,B句式“平平仄仄平”是由第一字截至第五字而来,C句式“仄平平仄仄”是由第四字截至第八字而来,D句式“平仄仄平平”是由第二字截至第六字而来.可以看出,五言格律的形式,就是从这竹竿上挨着排地往下截取得来的,再怎么截也是这四种形式.至于七言,只要在这四种句式前加两个与它相反的音节就可以了.
以上各种句式,除了五言B句式以外,无论五言、七言的首字都可以更换（可平可仄）.启先生打了一个比方,他把每两个音节比作一个盒子,上一个音节为盒盖,下一个音节为盒底,盒底重要,不可换,盒盖较轻,可换.至于五言B句式首字不可更换,是因为如果换成仄声,则下边一字便成为两仄所夹的“孤平”,声调便不好听了.
把极其繁复的诗歌声律,简化成一个明白易懂的“竹竿”理论,这不是饶有趣味的乐事吗?这一“竹竿”理论是启先生别出心裁的发明,它不仅便于区别、记忆诗词律句,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语言文字蕴藏的声调特征.因此,它不但适用于五言句和七言句,也适合三言、四言、六言等任何句式；不但适用于格律诗（包括词）,也可以通用于对古诗、骈文、散文、史书的声调研究.
20世纪50年代,启先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程乙本《红楼梦》作注,这是解放后第一部《红楼梦》注释本.由于启先生对满族的历史文化、风俗掌故比较熟悉,因此被认为是作注的最合适人选.但是启先生认为程甲本更符合曹雪芹原意,所以后来又向出版社推荐程甲本,并写了《读红楼梦札记》、《红楼梦注释序》等研究红学的文章.
关于启先生《红楼梦》注释本的价值,北师大教授予天池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润物细无声――谈启功先生对于〈红楼梦〉研究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大家可以参看.我这里对《读红楼梦札记》和《红楼梦注释序》在治学精神上的特点,作一点补充.
在《读红楼梦札记》中,启先生具体分析了《红楼梦》中“所写的生活事物,究竟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启先生对《红楼梦》所写的扑朔迷离的年代及地点,进行了具体的考辨；对《红楼梦》官职中既有虚构的,也有真实的,还有半真半假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对《红楼梦》中的服装描写,哪些是实写的,哪些是虚写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启先生还结合《红楼梦》对人物的辫式、小衣、鞋子以及称呼、请安、行礼的描写,分析了当时的风俗.最后,启先生对《红楼梦》为什么要“这样费尽苦心来运真实于虚构”,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解析.
这篇文章和《红楼梦注释序》主要指向一个内容,就是曹雪芹“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创作思维.启先生认为,曹雪芹笔下所有的年代、地方、官职、服装、称呼,还有其他所表现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一个细节是符合清代满族的习俗的,即使实写,也不过是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的习俗.这用启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曹雪芹有意“避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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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先生凭什么敢说曹雪芹有意“避得一干二净”呢?文献学研究有一条潜规则,就是“说有易,说无难”.说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东西,这是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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