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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第一篇文学批评文章发表至今,已经二十年了,我依然不敢面对“批评与语言”这个话题,但我从来也没有忽视这个话题.记得在《南方文坛》2000年第1期“今日批评家”栏目中,我用格言式的文体,表达了自己对批评和语言关系的看法,态度比较决绝.多年之后回首一看,发现自己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长进,想来令人沮丧.今天《南方文坛》杂志重提“批评与语言”问题,是对每一位正在从事文学批评的人的挑战.
在报纸时评体和所谓学术论文体的双重挤压下,今天的文学批评出现了文体形式的错乱：或者一颗散文心(点评式的印象和感觉)加上学术包装；或者相反,枯燥死寂的逻辑加上修辞学的点缀.有人一想到批评语言应该有别于学术语言,就开始强作活泼状,写一些排比、对偶、拟人的句子,加上一些貌似文学化的抒情腔调,不断地为自己惨淡的学术面容补妆.还有人想把行政工作中的整顿文风引入文学批评,恨不得将批评变成公文.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只能说,文学批评需要自己的语言,但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就像创作必须要有自己的语言,也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一样.
批评界流行一句话：与其说我们在使用语言,不如说语言在使用我们.语言是历史留下来的公共遗产.它就像一个垃圾场,其中充满腐败物,也包含着生机.创作中对语言的选择,就是在语言的废墟中挣扎和搏斗,既要摆脱语言的历史阴魂,又要使之产生新的生命力,往往令人筋疲力尽.只有那些能够在语言的废墟中翻箱倒柜、乐此不疲、持之以恒的人,才能够获得创造性写作的殊荣,才能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写作的零度――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中,罗兰巴尔特阐述了“语言”与“风格”的较量.作为具有历史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语言结构,就像一种特殊的“自然”,它入了文学的内部,并试图抵制与生命经验相关的个人风格.作为与个人躯体记忆相关的风格,来自文学的外部,却要像生长的种子一样,撒在语言结构之中,在废墟中挣扎.语言结构承载了历史的熟悉性,它要否定的是个人风格的必然件.反讨来也一样.个人风格所承载了经验的熟悉性,要否定的是语言结构的必然性.罗兰巴尔特说：“语言结构与风格都是盲目的力量,写作则是一种历史性的协同行为.语言结构与风格都是对象,写作则是一种功能；写作是存于创造性与社会之间的那种关系；写作是被其社会性目标所转变了的文学语言,它是束缚于人的意图中的形式,从而也是与历史的重大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形式.”
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沉默”形式,它不发言,而是呈现,我们于是看到了语言废墟中生长出一朵朵完整的“蘑菇”.创作既不对语言选择和风格学发言,更不对写作意图和意义发言,仿佛只要加入语言的历史废墟就行,这是创作的特权.在创作沉默的地方,正是批评要发言的地方.对批评的强调,还能够起到一种抑制作用,抑制那些趁着作品沉默的时刻,信口开河的人.批评的主要功能不是对蘑菇的色泽、味道、长短加以评价,更重要的是,要对创作中语言选择的历史辩证法发言,要对风格学层面的经验发生学发言.同时,为了尊重创作的美学完整性,批评要警惕归纳逻辑的粗暴,采取写作的形式来发言,这正是批评的写作特征.
二
我们的批评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语言和文体,有历史和现实、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原因.现代文学批评意识的真正觉醒,自王国维开始.此前的文学批评,基本上是一种“捧哏”式的批评,跟在文学作品后面瞎起哄：“好！”“真妙！”“又一惊！”.这种批评还有一个名字,叫“点评式批评”.据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以轻易地否定.在小说批评中,毛宗岗是一个典型代表.下面引文后面的括号中,是他的点评文字：“挺枪来迎.交马数合,刺徐荣于马下,(杀得好.)”“貂蝉送酒与布,两下眉来眼去(来了.)等布请貂蝉坐.貂蝉假意欲入.(写得好看.)”“是夜,曹操于帐中与邹氏饮酒,忽听帐外人言马嘶,(捉奸的来了.)”近于捧哏,更像起哄.尽管这种举例有以偏概全之虞,但大致上差不离,有些点评篇幅多一点、思路复杂一点,但也基本上是猜谜式的文字.如清末三家汇评本《红楼梦》中的点评：“只有一女,乳名英莲(音应怜,全书之人无不应怜也)”.“他(贾雨村)于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弃九用六,背阳用阴,明写一恶人.)”很像网络论坛中的灌水帖.
导致这种批评文体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语言传统或思维传统中,形象思维压倒了逻辑思维.换一种说法,观察或思维视角中缺少“焦点透视”,迷恋“散点透视”.感觉蜂拥而至,一篇文章中有很多中心；就像一幅画中有很多焦点,每个地方都很精彩,看似一个整体,其实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缺少一以贯之的逻辑和统摄的力量.我们思维传统中,充满了宇宙逻辑和集团逻辑,缺乏社会逻辑和人的逻辑.
王国维终结了那种点评式的、猜谜式的文学批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全文约一万五千字,采用文言文写作,开中国文学“分析式批评”的先河.我们可以不同意王国维对《红楼梦》评价的观点,但我们不得不注意他的批评写作在文体上的开创性意义.王国维是调动了自己全部的知识储备、逻辑能力、想象能力,去论述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审美风格和精神内涵.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罕见的.遗憾的是,最后王国维退回到“点评式批评”中,写出了古典文学批评的最后一本著作：《人间词话》.几年之后的1908年,鲁迅的长篇文言文评论文章《摩罗诗力说》发表,全文二万多字,写法却与王国维的相反,是用所有的作品,而且是外国文学作品,去阐释一种观点或思想.王国维的文章更接近狭义的文学评论,鲁迅的更接近学术论文.周作人的长文《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更是学术论文的写法.王国维的作家作品论,鲁迅的文学思潮论,是文学批评的两种常见的写法.但王国维和鲁迅都没有延续这种文体的写作.
王国维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缺少精细的、科学的文本分析文章.对一个文学文本进行详尽细致的分析和具有创造性的表达,在外国文学批评史上不乏优秀的先例,比如别林斯基对《当代英雄》的分析(使批评写作与文学创作交相辉映,但语言缺乏节制,篇幅接近其评论对象也就是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萨特对波德莱尔诗歌的分析(这是他写得最漂亮的文章),罗兰巴尔特对福楼拜的分析(发明了一种方法),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创造了一种理论),本雅明对列斯科夫的分析(对文学形式进行历史辩证批评的典范),苏珊桑塔格对里芬施塔尔的分析(法西斯主义美学研究的范例),阿伦特对莱辛的分析(讨论文学与现代公共领域关系的经典),等等.
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双峰的周氏兄弟,却不屑于做细读和分析式的批评.尽管他们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学的评论或序言,但总是三言两语将作品打发了.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思维深层,浸透了“点评式”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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