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类论文范例,与致谢,三点补充意见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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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言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致谢辞,第二部分是对刚才大家发言的三点补充.
(一)
出版作品集,开这样的讨论会,当然很高兴,但也有怪怪的感觉.一是总认为文集出版是一种资格.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
当代文学类论文范例
感谢谢冕老师、晓明(陈晓明)、贺桂梅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做的许多繁杂的事.感谢北大出版社(培文)的高秀芹出版我的“学术作品集”.这个计划她两年多之前就提出了,很出乎我的意料,觉得她应该选择更有学术含量的学者.感谢黄敏洁、丁超在书的编辑、出版上的细致工作.
有的朋友的交往是几十年时间了,像在座的谢冕、赵祖谟.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就一起做事:做不少好事,也可能做过一些“坏事”.感谢谢冕、张钟先生.1961年毕业后我在学校教的是写作课.“文革”结束写作课取消,张钟、谢冕让我参加他们筹建的当代文学教研室,在专业上我才有了着落.谢冕在新诗和当代文学研究上的敏锐、创见、功绩,他对生活、文学总也不衰竭的新鲜感和信仰,始终是我向往、却难以到达的境界.1977年张钟主持编写《当代文学概观》,让我写诗歌和短篇小说两章,我开始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当初编写“概观”的五位合作者,有三位(张钟、佘树森、汪景寿)已经辞世.想起来令人伤感.
在座的赵园、老钱(钱理群)、吴福辉,80年代就知道他们,赵园认识要更早.不过在80年代,感觉中我和他们分属两“代”:他们年轻、新锐,我是中年、保守、迟滞,从他们那里我学到许多.待到90年代后期,发现他们也渐渐“变老”,这种代际区隔的感觉才有些减弱,才意识到其实老钱、福辉和我是同龄,都出生在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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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提着书稿去找北大出版社的编辑宋祥瑞.在此之前,因为我常被杂志社、报社退稿,所以一路惴惴不安.还好,宋祥瑞没有拒绝,他让黄子平写审稿意见.这才有了我的第一本书(《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感谢宋祥瑞和黄子平.
1986年,在福州的大学同班同学刘登翰,提议一起编写当代新诗史,说已经征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白崇义先生认可.其后的两三年里,这成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没有刘登翰这个提议,便不会有我们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所以要感谢刘登翰.
1989年秋天,杨匡汉(社科院文学所)打来,说他们正在组织“新世纪文丛”,问我有没有书稿加盟.我没有现成书稿,但觉得可以从讲稿中整理出一些段落.这便有了《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这里要感谢杨匡汉.
1991年秋到1993年秋我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上课,“当代文学”上了三个学期.课结束时,东大教授刈间文俊提议我把讲稿留下,说他们会翻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我便用了几个月时间整理誊清,定名为《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后来,翻译的承诺虽然没有兑现,但如果没有刈间的提议,我上课写的凌乱纸片,回国时很可能就扔掉了.所以要感谢刈间文俊.
回国之后,“概说”的稿子在抽屉里搁了三年多,从没有胆量去联系出版社.一次闲谈说起,当年在北大读博士的陈顺馨说可以拿到香港试试.她找到香港青文书屋的罗志华先生,这才有了“概说”这本书.所以要感谢陈顺馨、罗志华.青文书屋在湾仔庄士敦道,经营着人文社科图书,也出版一些书刊.罗志华先生痴迷于文化学术的出版、传播,为它付出全部心血.2009年初猝死被埋于倒塌书架的书堆之中,几天后才被发现.愿罗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同样,没有谢冕、孟繁华策划、组织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丛书,我真的想不起要写一本《1956:百花时代》.这要感谢谢冕、老孟.
1997年贺照田找到我,让我担任“90年代文学书系”的主编.书系有六个分卷.出版社总编辑对分卷主编蔡翔、南帆、戴锦华、耿占春、程光炜耳熟能详,却从未听说过总主编洪子诚的名字.因为有了贺照田苦口婆心的解释、说服,我才得以保住主编这个头衔.所以要感谢贺照田.
《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在北大出版社出版.高秀芹组织了一个座谈会.随后,一些学者(孟繁华、赵园、钱理群、宋遂良、曹文轩、李杨、李兆忠、戴锦华、程光炜、王光明、曾令存、李宪瑜、孙民乐、姚丹、郜元宝、刘黎琼等)写过文章.感谢他们的评论,特别感谢他们对其中存在的缺陷、问题的揭发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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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个人写作”(或“独立撰史”)常常被作为问题提出.其实我并没有这方面的自觉.原先是想教研室同仁合作编写,代替原有的教材,可是大家的想法差异太大.正在为走投无路发愁的时候,遇到钱理群,说你何不自己动手有了他的这个灵感,难题才得到解决.所以,假如“独立撰史”很重要的话,功劳应该归老钱.
2002年退休前上最后一次课,踏进课堂看到讲台上放着录音机.一问,说是录下来说不定能出版.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因此,如果没有贺桂梅的“自作主张”,没有后来三联书店郑勇的创意筹划,也就没有这本《问题与方法》.感谢贺桂梅和郑勇.
谢谢这些年发表我的文章、出版我的书的朋友.他们较少退我的稿子,我很感激.他们是:董之林(《文学评论》)、张燕玲(《南方文坛》),赵晋华(《中华读书报》),朱竞(《文艺争鸣》)等有一个时候,觉得女生编辑对我特别好,清醒过来才意识到是一厢情愿的错觉:我竟然忽略了经常刊发我文章的张宁(《郑州大学学报》)、毕光明(《海南师大学报》),也忽略了前面提到的郑勇.
感谢北大出版社的推荐,感谢莱顿大学柯雷教授等的审议,这才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英文版.柯雷肯定从未想过要我谢谢他,因为从未跟我说起他在这里面的作用,包括他帮助挑选、确定译者.
谢谢我的学生.有的是我名下的研究生,有的只是听过我的课,有的可能课也没有听过.不管怎样,北大现在仍是中国的好学校之一,因为这里有许多优秀学生.他们精神、学业上的执著追求,让我们做老师的感动,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和责任感.感谢他们对我的真实评价.《当代文学史》出版前,问过贺桂梅对书稿的看法,回答是“还可以吧”.冷霜则说过,洪子诚的文学史叙述是一种“微弱的叙述”,是过渡性质的,无法成就优美、有独创精神的作品.退休之后一次与学生(李云雷、刘复生、程凯、鲁太光等)座谈,对我的文学史论述,他们有虽委婉,但触及问题实质的质疑.我的一些学生写诗,爱好诗歌,如臧棣、周、冷霜、胡续冬、钱文亮.感谢他们让我保持在大学年代就有的对新诗的感情.赵园说得好:“一生钟情于诗,是一件美好的事,经由诗保持了审美的敏感,对文字的细腻感觉与鉴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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