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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它所提供的源泉有多么丰富,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艺术描写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可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他还进一步指出,由于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如上所述的基本前提,它也就必须具有自己的衡量标准,那就是当它在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所能达到的艺术性和真实性的高度,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表现的思想性的高度.“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在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的”,这种思想性、倾向性和艺术性、真实性的集中体现,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是现实主义的核心.这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既有它的基本前提,也有它的内在规律.脱离了它的基本前提,便不成其为现实主义,抛开了它的内在规律,必然会违背现实主义.这些,本来是文学的基本常识,但被一些人忽视或忘记了以致在文艺创作中用概念来代替生活,用政策条文代替现实主义,用类型代替典型,用教条主义代替现实主义,从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5}.尽管理论家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修正的观点遭到政治粗暴的批判,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文学创作实际上失去了指导的功能,它在理论上无法得到进一步的阐发,逐渐成为了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执政者开始寻求一个更好的理论概念来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我国新诗发展的道路发表了以下意见:“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随后,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6}1960年7月,“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得到正式确认.这一创作方法被概括为三方面的基本要求:第一,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深入到群众斗争中,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斗争和各个阶级的人物,及其相互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深刻地展现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二,要求作家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的浪漫主义为主导,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第三,作家要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为基础,首先是尊重客观规律,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观察和分析生活中的矛盾,敢于反映尖锐的斗争,塑造无产阶级的典型形象,反映壮丽的革命变革.周扬说:“两结合可以帮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最真实、最深刻地表现出这个英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英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试图将文艺创作中现实与理想、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协调起来,但同时也把政治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度要求挪移到“两结合”的理论之中,同样伤害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
对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局限,以邵荃麟为代表的理论工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60年,《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了批评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的文章,这些文章从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角度分析这部作品,充分肯定了梁生宝这个新人物的形象.邵荃麟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文艺报》的一次会议上说,《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有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仅仅用两条道路斗争和新人物角度分析描写农村的作品是不够的.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在会上正式提出了“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邵荃麟指出:1959年以来的文艺创作写革命精神和新的道德观念很充分,但写人民内部矛盾比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提倡写革命精神,同时也和简单化的理论批评有关系,写了矛盾就遭到指责.他认为,回避矛盾,粉饰现实,不可能是现实主义,而不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也谈不上浪漫主义.因此,他提出既反对粉饰现实,回避矛盾,也反对为写矛盾而写矛盾,既反对假现实主义,也反对浮夸的浪漫主义,“在革命现实主义基础上有革命浪漫主义”.他还充分肯定了赵树理、柳青、孙犁等作家所取得的现实主义成就,同时也指出一些作品革命性强,现实性不足,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表现革命的复杂性、艰苦性,使革命性和现实性更好地结合.而要反映这种艰苦性、复杂性,主要是创造人物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强调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然而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正是为了使革命性和现实性更好地结合,邵荃麟才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问题:“如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现实.”他认为,只有通过现实主义深化,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两结合”的道路.他说,如何表现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看出思想意识改造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更深刻地去认识、了解、分析、概括生活中的复杂斗争,更正确地去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作家的新任务{7}.
二、现实主义的叛离与“文革”文艺思想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作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犹如一声惊雷,霎时整个天穹阴云密布,“左”的思潮迅速蔓延,文艺形势急转直下.
关于阶级斗争的观念导致毛泽东对当代文艺作出了极端的判断,他对50年代以来的文艺状况,特别是文艺界的领导者,发出了严厉的指责{8}.在1963年12月12日的“批示”中,他认为“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在1964年6月的另一次“批示”中,批评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将新中国文艺视为政治对立面的同盟军,他从批判文艺入手开始了他对政治对立面的反击.在精心策划下,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使文艺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最早的受害者和牺牲者.1966年2月2日到20日,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这次会议出台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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