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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文学方面论文范文集,与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与现状相关论文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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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断在看他们的东西,当时有几个文库出版系列非常好,很多作品都看得到,包括批评的东西.李凤亮：大陆的学者大多有这个感觉,觉得海外华人学者在美国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实际上处于一种边缘地位,用李欧梵先生的话讲,是双重彼岸,双重边缘,其中一重便是站在中国的彼岸研究中国,所处的中国母体文化的边缘.当然,随着近年来海内外交流的加强,这种边缘开始向中心滑动了.不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
王德威：这个可能首先是因为好奇,就是国内的同仁希望看一些海外的东西,“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其实我对国内一些同行的学问非常敬佩.今天提及这个边缘与中心问题,您是一针见血.当然今天再谈的效应已不像十年以前了,海外的学人又何曾自甘居于边缘的位置?如果自甘如此,我们就不会常常跑回中国大陆,北京、上海、广州到处交流了,这里面有交互的文化资本的挪用.坦白地讲,我们在国外没有能够得到的一些回馈,在华人文化语境里得到了,很多掌声来自中国的环境,我们不必避讳这些学术之外附加的效应.现在中国开放得很快,对国外的同事逐渐能以平常心来对待,这是好事.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影响,whynot?（为什么不呢?）当然很好,其实我们并不愿意自居边缘,这倒也不见得非要到中心去,不用刻意地来经营这个姿态.十年之前也许有必要来讲这个marginality（边缘性）的问题,但事到今天,如果并不是真正在边缘上,就不必去做那个姿态,也永远要提醒自己不要自居中心或主流,就像您刚才讲的,这是一个不断移动的过程,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
李凤亮：因为海内外交流的加强,彼岸跟此岸距离越来越近了,现在国内学术界也开始研究海外学者的理论方法,藉此寻求新的互动.上面讲双重边缘,另一重边缘指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在美国学界的位置.作为美国汉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有了不小的发展,但若从大的方面来看,您觉得它在美国学界的位置是否还是要用“边缘”来形容?
王德威：如果从美国广义的人文学研究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确是小众的.在中国,中国文学的研究永远是在中央,西方文学与文化（哪怕是一个大的文学或文化,如英美文学）研究相对来讲仍然是弱势.美国的区域研究分成很多块,在过去的汉学研究里,中国现代文学是不入主流的,现在也是更多强调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的部分,关于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还是边缘.就文学而言,现在主流的看法仍是：在《红楼梦》以后,中国文学还有什么好看的呢?最近我参与了一个大型文学史写作计划,有一些同事在做中国文学史的时候还存在这样类似的犹豫：中国文学史的断代是不是到了晚清就应该停止了?而这个晚清是早期的晚清,是19世纪初的晚清.当时我毛遂自荐说我来写“晚清”这一章,在我看来,1840年之后的中国文学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所以我刻意把1919年放在那一章的中间而不是开始,我从1840年写到1937年.随着中国政治地理效应的提升,今日美国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也受到进一步重视,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对现当代的关注显然超过了中国古典文学,这就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古典是我们的基本功夫,过去那些老派学者做得那么精彩,今天做中国古典文学的人多了,但做得精彩的年轻学者似乎更少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在很热闹,但是这个学科往下要怎么走,我们还缺乏某种程度的一个共识.当然这个学科很年轻,“国家文学”研究仅有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在美国也就是这二十几年,夏志清先生是第一个,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他都教的,当时该校是领先的.
李凤亮：美国大学里的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常常是从古教到今,这个在国内不大可能.在大陆,不要说从古教到今,就是现代和当代之间,有些学校也分得很开,甚至是两个教研室.这个是学科分化的潮流,当然里面还有学科话语权等更为深层的问题.
王德威：国外的情况不一样,一个萝卜一个坑.哈佛请了我来教中国文学,我只好什么题目都教.我对19世纪中国文学不是那么熟,但在某个程度上也必须指导关于19世纪中国文学的论文.中国当代文学当然我比较熟,我也觉得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很短,不需要严密地分上很多区块.但是我们在海外研究的问题不是在时代划分,而是在科系整合方面：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方面,做文化研究的一块,做影视媒体的一块,现在单纯做文学的人是不多的.
李凤亮：甚至越来越多做文学的人转向去做视觉文化方面的研究了.
王德威：英美文学系不是这样,法文系和德文系也没有我们这样跨得这么厉害.
李凤亮：这个是不是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出身于比较文学专业有关系.另外,就是在美国大学的东亚系教中国文学,教学中常常要放映反映中国生活和文化的影片,海外华人学者注重研究影视,是否也受这个影响.
王德威：有关系,而且做视觉文化研究也是大势所趋.电影是新兴的媒体,电影系都是独树一帜的,别的国家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参与不多,只有东亚系的人猛做电影形成一个特别的现象.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觉得每一行都有其特别的风格,当然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美国历史较短、尚未定型有关系.1986年,哈佛头一次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项目,要找个年轻的来试验试验,我就莫名其妙地被选来了.我刚来美国教书的时候,其实双方都不知道预期要做什么,我就这样试验了几年.那几年对于我有很大的帮助,读了很多很多书.在此之前,我在美国拿了学位后回台湾,是教外文系的.后来夏志清先生找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教书,那时就变得比较严肃了,要考虑如何真正进入这个领域了.
优势或是缺失：新世纪
海外学者的自我省思
李凤亮：我们再回到刚才海内外学术交流的问题.近年来海外学者的著作被纷纷介绍到国内,互动显著,比如您1998年在大陆出版《想象中国的方法》以来,已有多种中文著作在大陆读者中流传.您如何看待这种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互动的加强?它对改变大陆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有何积极影响?我曾在评论这一现象时说至少有三点意义：一是唤起了因种种原因被大陆学人遮蔽或忽视的研究领域的重视,如对晚清文学的重视、张爱玲的重新发掘等.二是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论的新进,海外华人学者在美国式学科建制“规训”下的学术训练,使其问题意识及言说方法呈现出较强的新锐气息,如唐小兵在《再解读》导言中就说过：“文学批评常常杂糅了政治理论、哲学思辨、历史研究、心理分析、社会学资料、人类学考察等话语传统和论述方式”,这种做法对大陆学者而言是新鲜的.三是由此而带动了对传统结论的颠覆与改变.您觉得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其他?
王德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十到十五年,我们的确在方法学上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可能性,这正好因应了大陆学术开放的一个时期.这是一种文学资本,包括左翼右翼的,进入中国以后自动流转.我想这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今天任何一个国外的学者回到中国,如果觉得我们在西方学院里学来这些东西,全部吸收了,自己羽毛丰满了,到了大陆和台湾,仍然希望以方法学来传导给国内同仁,以为他们仍不知道,需要我们教给他们,这其实就是扮演一个文化的中间人,讲得更难听点,有点“文化买办”的意思.我觉得这种心态、这个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今天海内外学术圈互动这么快,翻译的东西流通得这么快,国内学术界的门已经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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