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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七年”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文学期刊尤其是由各级作家协会和文联主办的纯文学刊物,依靠政府拨款维持运转.作为“计划期刊”,文学期刊被划分成国家级、省市级、地市级等等级别,各级文学期刊构筑成了一座金字塔,不同刊物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和管辖范围.在一体化的文学体制中,文学的潮涌方向明确,在迫切的责任感与忧患意识的驱策之下,文学主体在价值趋向和审美选择方面惊人一致,被缺乏个性的共识所束缚.当时的省级、地市级的文学刊物都是封闭式的,这不仅是约定俗成的惯例,还是一种行规,试图打破地域限制就是僭越.1983年7月王成刚将《长春》改为《作家》,打破封闭的地域界限,以面向全国的视野办刊,这触犯了当时期刊界严密的等级规范,批评者认为它不安地方杂志的本分,试图抹杀刊物的地方性,指责它有“篡级”之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推进,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数十年一贯制的文学体制产生了强烈冲击.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使文学传媒（主要包括文学报刊、文学出版机构等）的生存环境出现了重大转变.随着政府拨款的减少直至“断奶”,相当一部分纯文学期刊相继“改嫁”或“关门”,1998年是文学期刊运行最为艰难的一年,《昆仑》、《漓江》、《小说》相继宣布停刊,被称为“天鹅之死”.随后陆续停刊的还有《湖南文学》、《东海》等省级文学期刊.为了化解市场危机,同时改变期刊一向重视作家漠视读者的局面,众多文学期刊纷纷树立起改制（或称“改版”）的旗号.其实,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期刊的改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刮过一阵期刊正名的热风,很多文学杂志改名,《××文艺》几乎都改成了《××文学》,譬如,《黑龙江文艺》、《广东文艺》、《江苏文艺》、《浙江文艺》、《河南文艺》、《江西文艺》恢复其曾经用过的刊名《北方文学》、《作品》、《雨花》、《东海》、《奔流》、《星火》,一时成为席卷全国的风潮.这种“正名”和九十年代以来的改制,立意有所不同,前者旨在政治上的反正,后者重在应对市场挑战.
一
关于文学期刊的改制,我以为包含内容制作方式的改变和期刊定位的调整.在内容制作方面,从“十七年”到八十年代初期,文学期刊的编辑角色就整体而言,始终是被动的,是为作家服务的,作家怎么写他们就怎么编,其劳动缺乏创造性.由于政治对于文学的强力干预,编辑无法在编辑工作中体现自己对文学发展趋势的独立判断,更无法积极地引导文学的健康发展.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筛选、审查和修改所依据的标准是强制性的,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个人的审美趣味无足轻重.在政治时潮的要求与作家意愿之间,编辑陷入了悲剧性的夹缝之中.秦兆阳、李清泉、萧也牧、黄秋耘等人都没有逃脱被打为“右派”的命运,主持重要文学传媒的编辑工作的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等更是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置身于复杂多变的蹉跎岁月,编辑们承受着种种压力,在与作家风雨同舟的过程中还得不时面对作家的误解甚至责难,有时还与成名的作者反目成仇.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治与文化环境的逐渐宽松,一些地处中心城市的文学期刊开始尝试着打破千篇一律的办刊格局,创立自己的特色.像《北京文学》对汪曾祺、邓友梅、林斤澜的风情小说的激赏,《上海文学》对寻根文学的推举,《收获》对先锋文学的集中展示,《钟山》为新写实小说鸣锣开道的“大联展”,都成为其办刊史上辉煌的一页,也在林立的文学期刊中为自己赢得了文化尊重与象征资本.文学期刊自觉地通过期刊策划来介入、干预、引导文学实践与文学进程,在九十年代以后风起云涌,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十月》、《当代》、《收获》、《钟山》、《花城》、《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中国作家》等老牌期刊在总体策略上按兵不动,以不变应万变,仅仅在局部作出一些调整.《十月》、《当代》、《小说月报》、《中国作家》依然保持其贴近现实的姿态,刊发的小说作品在文体上表现出向报告文学与散文靠拢的特征,热衷于追逐具有鲜明的时效性的题材,小说的新闻化趋向日益明显.而《收获》、《花城》等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为先锋文学摇旗呐喊的期刊,也开始向现实主义的趣味回归,形式探索的声音逐渐沉寂.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纯文学与俗文学的界限逐渐模糊,譬如《当代》在2005年第5期头条位置推出杨志军的《藏獒》之后,2007年又以增刊的形式推出杨志军专号,推出其《藏獒2》,还重新刊发其二十年前的旧作《环湖崩溃》,作为社办刊物的《当代》明显引入了畅销书的制作概念.此外,《当代》还非常重视发表一些影视同期作品,连续推出王海翎的《中国式离婚》和《新同居时代》,《收获》也于近年发表了张欣的《深喉》、周梅森的《绝对权力》和《我主沉浮》.这些传统名刊越来越重视与出版、影视和网络等其他媒体的互动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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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策划以编辑为核心,集结了相当数量的作家和批评家,推出了一大批的文学口号与文学命名,几乎所有的文学思潮都和期刊的策划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策划潜在地改变了传统的文学格局.文学史家在面对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时,首先必须清理的就是由文学策划留下来的泥沙俱下的各种名词.世纪之交的文学策划始终包含着“反抗危机”的目的,编辑对于文学的边缘化深怀着一种焦虑,因而,其中多有匆促上阵的草率和病急乱投医的非理性.随着商业意味的加强,期刊策划与文学建设的相关性日益削弱,期刊在面对市场运作时也不再羞羞答答,拉山头树旗号成为策划的首要目标,至于命名的科学性早已被忘到了九霄云外.
九十年代以来的期刊行为接连不断.1994年4月,《钟山》与理论刊物《文艺争鸣》合作,为“新状态文学”鸣锣开道；《北京文学》在1994年第1期举起“新体验小说”的大旗；《上海文学》在1994年倡导“文化关怀小说”后,又与《佛山文学》联手推出“新市民小说联展”,1996年又推出了“现实主义冲击波”专栏；《青年文学》从1994年至1997年开设“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栏目,1998年还开设“文学方阵”栏目,集束性地刊登某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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