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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类论文范文例文,与创建中国现代性文学理相关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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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林：钱先生,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在我国文艺学界中,真正做到理论上自成体系的理论家是屈指可数的,而您是其中最具名望的学者之一.我是读着您的一系列著作走上文学理论研究道路的,很想听您谈谈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宝贵经验.据我所知,您原来的愿望是想成为一个作家,后来怎么转向文艺理论研究了呢?
钱中文：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一道充满偶然的弧线!我幼时念过乡村私塾,1945年夏,我小学毕业,考入了无锡县中学.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渐渐发觉,我生活似乎有个目标,而且到后来越来越强――这就是我想写作、将来当个作家的愿望.此前,我在课外大约读了两年半的旧小说、武侠小说.初二下学期的时候,我的审美情趣发生了一个激变,转到现代文学上去了.这主要是我班上的国文教师启发了我.我阅读了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冰心的《寄小读者》等作品,感觉鲁迅所描写的就是我身边的人和他们的困苦生活情状,就是我熟悉的家乡的风景,写得多好啊!《寄小读者》一书充满了多少温情和爱啊!这位国文教师给了我“五四”精神的启蒙教育,鲁迅等人的作品则改变了我的阅读趣味,使我热爱新文学,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1951年,我以一个偶然的机会,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学习.这一年夏天,我在报考大学时,屈从了世俗的观念,为了将来有个牢靠的谋生手段,报了医学院.可是,文学是我心中的真正圣地,我怎么忍心舍弃它呢?因此,高考之后,我一直闷闷不乐.回到无锡,学校正急着找我,说要分配我去报考中国人民大学,这是所干部学校,进去不但不花一分钱,还有生活补贴.我一听,自然同意了.我觉得去人民大学学习俄语,比起学习医学更接近文学,将来当个文学翻译家也很好,这曾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之一啊!北上人大时,我拣了十多本小说,捆进了行李包,算是我的财富!
到北京后,校方一开始就抓端正学习态度,说来人大学习俄语,就是要为国家培养翻译人才,于是,大家向翻译方面努力；谁知我们刚稳定思想,校方的培养方向就变了,要我们将来去当俄语教员.不少同学不愿当,我的心愿是当文学翻译,也不想当教员.于是,领导就要我们不断地检查自己的入学动机.经过一年时间的政治学习,反反复复自我检查,最后大致消磨了自己的热情与棱角,服从了组织的要求.但是,文学创作的欲望仍在我心里骚动,我却不大敢看从家里带来的小说,因为在当时的革命环境中,阅读这类小说变得极不适时宜了.四年大学生活,因没有钱买火车票,我从未回家一次――这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1955年,我大学毕业,去苏联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语文系学习,成了俄罗斯文学的研究生.1959年8月,我回到了北京.10月,我和几个年轻人被分配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到文学所不久,要把我们分配到几个研究组去,开会征求我们的意见；当时参加会议的领导有何其芳、蔡仪和叶水夫等先生,何其芳所长希望我到理论组去,说理论组要一些懂外文的人.蔡仪先生是理论组的组长,也表示欢迎.我因为没有系统学习过文学理论,不熟悉理论问题,心里没底,未敢贸然答应.叶水夫先生则欢迎我到苏联东欧文学组,我自然高兴前往,这样,我就到了苏联东欧文学组,主要方向是研究俄罗斯文学.
一到文学所,正好遇上所谓“反右倾”运动,领导布置我们阅读何其芳、蔡仪两位先生解放前后的各种理论著作,查查里面有无“右倾”思想.在这荒唐的“锻炼”中,我算是真正接触到了文艺理论,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对文艺理论居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反右倾”运动一结束,批判修正主义的运动就接上了.这时我阅读了不少苏联文学评论,整理了不少资料.1961年,我转入了文艺理论组.1960年至1965年间,我发表了如《灵感漫谈》、《文学创作的想象》、《细节描写与典型化》、《谈“多余的人”》等文章,同时,被编入批判组,发表多篇所谓批“修”批“资”的文章,我的思想自然受到“左”倾文艺思想的影响.1965年秋,我被派往江西省丰城县搞“四清”运动,1966年6月1日,我被召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说来可笑,我是非常小心谨慎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也山呼过万岁万万岁,可是历史跟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969年,我成了群众“专政”的对象,被看管起来,不得与家人见面,完全失去了自由,“反革命”的帽子到1978年才被摘除.在干校,当我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孤独无援,体验到生比死还艰难时,钱钟书先生是唯一的人性地对待我的人,他使我获得了心灵的拯救.现在回想起来,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活动.
吴子林：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那么,您的学术生涯是怎样重新开始的呢?
钱中文：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后知后觉者.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才开始反思自己,反思社会,反思我过去获得的知识、思想,反思各种人物的作为.经过无数次痛苦的思索,直到80年代中期,我才完成了反思.
吴子林：这种反思与学术研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钱中文：首先,我觉得要改变自己的孤独状态,因为我在这种孤独的创伤中生活已经十多年了.人在孤独中是难以生存的,尽管这个世纪是孤独、焦虑、迷茫、彷徨弥漫的世纪.我得努力使自己融入人群,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人性一些,于是向几位曾经受过我以“人性”、“人道主义”“触动”的老专家道了歉,卸却心头的重负,在精神上获得别人的谅解.
其次,通过反思,我找到了自己,在精神上获得了真正的解放,渐渐地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个性,即一种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我终于明白,人和人是一种各自独立、相互依存的存在,是一种对话关系的存在,个人的思想各自独立,自有价值.理论不是只有一个人能创造,能创造的人很多,你也只能在理论上提出新说,有所创造,而非精神上的哑巴.一旦明白了这些道理,你就感到了精神上的自由与解放,你就在学术上找到了自我,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八十年代以后,我特别讨厌那种在讨论问题时自以为是的绝对真理化身的文风,在辩论中非要把人置于死地的文风,彻底否定别人的文风,非此即彼、不给别人说话权利的文风,因为我过去也这样做过,并深受其害.而且,由于过去的那种盲从的热情,几乎使我丢了身家性命.所以每当遇到别人对某种理论或介绍过来的文学理论大加赞扬的时候,我总是较为冷静,总要细加体味,并且往往持有保留的态度,即使对于我自己介绍的外国文学理论也是如此.我明白,我不可能再崇拜新的理论偶像,我必须在我原有的水平上对它们进行思索与鉴别,而决定取舍,我只能吸取那些“新理论”中某些我需要的、于文学理论这一学科的改造、发展有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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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学者来说,他应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有着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他还应是一个具有血性和良心、怜悯和同情的人,一个富有人文精神的人.九十年代,我提出“新理性精神”,把“交往对话”精神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在我看来,这是人的生存的基本方式,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可以用它来抵御独断专横的话语霸权――这也算是我的一种人生的感悟吧!
吴子林：回首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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