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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教授如林庚、冯至、阎简弼、杨晦、周达甫、曹靖华、吴组湘、王力、高名凯、冯仲芸等；第三部分是当时北大各系（以中文系为主）的学生.第一、二部分的《红楼》撰稿人,多是出于工作和应酬性质的文章,所以本文主要研究的对象不包括这两部分撰稿人,也就是说,本文所谓的《红楼》杂志作者群是一个狭义的特定概念,即当时为《红楼》杂志撰稿的北大学生.把所有为《红楼》杂志撰写过文章的作者都搞清楚,想在还做不到,但参与《红楼》杂志活动的一些主要人员,我们大体可以查到他们的相关情况,作为一般的研究,下面这个名单有一定的代表性,选择这个名单的主要依据是这些作者多少年后,在文化学术界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知名度,他们的创作和学术活动易于为人了解和判断.
《红楼》杂志作者群虽然前后涉及当时北大三四个年级,从53~56级,但主要是以北大中文系1955级为主力,西语系和哲学系只有王克武、杜文堂及叶朗等少数学生参加.当时杨匡满作为上海一个中学生在《红楼》杂志发表诗歌是一个特例,可能与他当时在北大读书的哥哥杨匡汉有关.
作为一本校园综合性文艺杂志,在北大的历史上,《红楼》杂志就艺术和学术性而言,它所提供的大多是负面价值,除了蔡林根、沈泽宜等少数学生的诗歌外（张元勋、沈泽宜、刘奇弟等人的诗歌在《红楼》发表是以附录形式,主要是供批判的）,这本杂志没有为中国的文学和学术贡献更多新东西,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学府文科的一本杂志,它多少背离了北大的传统,在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上也走向了北大传统的反面.但从这本杂志作者群的整体情况观察,人们会发现早年从《红楼》起步的这些学生,在1976年以后中国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学生承担了重要责任.比如在对“朦胧诗”的评价中,谢冕和孙绍振的贡献不可磨灭,是他们的努力为后来中国新诗的成长开创了生路.
《红楼》杂志创办的时候,北大已先后经历过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特别是经历了1954年的批判胡适运动和随后发生的反胡风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上已经受到极大伤害.1949年后的北大,虽然就教授群体而言还基本保留了过去的格局,但北大自由主义的核心人物如胡适、傅斯年都离开了中国大陆,到《红楼》创办的1957年初,可以说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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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作者群是1933年前后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前他们基本是初中生,这个年龄段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高中教育在1949年后完成,基本是在新教育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为学生,在当时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愿望,其中一些学生是调干生（指有革命经历和部队经历的青年中共干部）.《红楼》作者群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重很大,其中有些人有早年从事地下工作和参军的经历.
《红楼》杂志就总体风格而言,和当时中国任何地方出版的综合性文艺杂志没有区别,无论文艺创作思想还是学术研究风格,基本顺应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只有少数作品例外.
《红楼》杂志创办的时代,北大已没有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文艺杂志和它的作者,虽然就个人才华而言可能各有不同,但就总体的创作和学术追求观察,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大.就个人的文艺创作和学术训练评价,《红楼》作者群是相对单一的,在所有《红楼》杂志刊发的作品中,基本看不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也看不到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影响,特别是是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完全与他们完全隔绝⑦,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只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些文学作品,而对这个传统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给予更多正面的理解,《红楼》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是顺应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应时之作,这也是为什么《红楼》作者在1976年以后中国的文学评论和现当代文学研究机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他们真正的学术成就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完成的,如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谢冕、孙玉石、刘登翰、孙绍振、杨匡汉、杨匡满等人的学术成果,也是越往后越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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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现象说明《红楼》时期养成的思想倾向和学术训练,只在一般的知识学层面产生作用,他们的学术成就所达到的深度,远不可和他的前辈相比.史学家杨天石也是55级北大中文系学生,他认为“100年中,北大确实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但是,不能忘记,在某个时期,有些事,有些举措,并无助于人才成长,起的恐怕是相反的作用”⑧.同样是55级的学生,黄修己也说：“我们这一代人学术上究竟有多少成就,学识究竟有多高等不要和我们老师的老师（如王国维、陈寅恪）来比,就是比之我们的师长,游国恩、林庚、吴组湘、王瑶一辈,还差那么一点,大概可以这么说吧!”⑨
一个历史时期知识精英的总量是相对稳定的,变化的是时代和评价标准,但就知识精英的总量观察,它的稳定性体现在几个方面：
1.初始教育的高起点.不论当时的北大变化到何种程度,就全中国来说,它的教学环境和基本师资还是领先的.我们从上面《红楼》杂志部分作者群的出路分析,可以发现他们最终回归了专业,在大学、作家协会和相关的研究机构中工作.这个结果的直接原因是他们良好的教育背景决定的.
2.学术研究机关的重要性.中国的学术研究机关通常也以行政级别来分类,虽然不科学,但大体可说明问题.《红楼》作者群,凡在名校和国家学术机关供职的,学术成就通常高于在地方工作的同学,有些在《红楼》时期才华出众的学生,因为离开重要的学术机关,后来的成就也有限.
3.学科造就学者的学术地位.《红楼》作者群中,凡留校北大从事专业的学生,最后的学术地位都较高,除了个人努力外,其中学科本身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者的学术地位.
《红楼》作者群,在北大时期起点是平等的,导致《红楼》作者群起点发生变化的不是正常因素.在常态社会中,除非特殊情况,人的差异不会发生突变.但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间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原因造成的.比如《红楼》作者群中的“右派”,1979年中国社会开始恢复常态后,基本年龄是四十四岁（以1935年计）,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大部分学生不可能再回到真正的学术生活中去,他们只是回到了学术职业中,相比那些一直在学术机关中的同学,学术上的差异已不可弥补,在这个意义上,对《红楼》作者群,可以说政治决定了学术.谢冕回忆说：“我响应号召违心地批判那些‘右派’分子――他们是我私心倾慕的同学和朋友,为他们的才华、智慧和抗争的勇气；与此同时,我所批判的也正是我灵魂深处所感到接近的,我正是在这样充满内心苦闷和极度矛盾中,并不情愿却又不由自已地被推进了那个斗争的大旋涡.出于自我保护或为了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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