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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欧阳予倩等,这部分撰稿人不在本文比较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本文只比较当时还是北大学生的那部分《新潮》撰稿人,选择的标准与《红楼》撰稿人的选择标准基本相同,取其知名度较高者：《新潮》虽然比《红楼》早近四十年的时间,但《新潮》和《红楼》在精神品质上完全不同,当时北大在蔡元培主持下,享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所以《新潮》尽管是一本学生杂志,但却向全社会发行,在这本杂志上各种声音同时存在,学生的视野面向世界,特别是对西方的各种思潮（包括自然科学,该杂志也是在中国最早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杂志之一）(16)都有相当充分的介绍和结合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无论是时评、书评、文艺创作还是学术研究,《新潮》的文章都不会随时间流逝而失去其价值,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上地位已得到确立,同时成为那一历史时期最重要的文献.
《红楼》是一本完全在封闭社会中产生的学生杂志,在这本杂志上只有一种声音,它的撰稿人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为主导,杂志不但不能体现学生的自由意志,而且在每一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杂志本身就成为为运动服务的工具,从《红楼》杂志撰稿人的精神品质和知识结构的退化中,可以看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同样的大学,同样的学生,同样的师资却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如此不同的历史命运,尤其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红楼》这个刊名是要延续五四运动的传统,但在《红楼》中,“五四”传统被曲解到了和“五四”传统没有关系的程度,而当时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恰好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杨晦.
《新潮》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坦言：“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17)《新潮》倡言批评精神,但同时意识到：“本志虽曰发挥吾校真精神.然读者若竟以同人言论代表大学学生之思潮,又为过当.大学学生两千人,同人则不逾二十,略含私人集合之性质；所有言论由作者自负之,由社员共同负之.苟有激进之词,自是社中主张,断不可误以大学通身当之.”
《红楼》在发刊词《写在“红楼剪彩的日子”》中说：“在那惊心动魄的‘五四’时代,它的顶上燃起了第一支斗争的火炬；在那茫茫的黑夜里,它的东面的一个窗口,射出明亮的灯光,那里跳动着一颗热烈的伟大的心――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它的另一个窗口,站着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他把犀利的枪,投向了狡猾的敌人!等”这种空洞的抒情不但不符合历史事实,更反映了当时北大学生在知识系统上的盲从,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北大学生的理性和怀疑精神已经丧失,如果不是“反右”运动中个别北大学生重新恢复了独立思考的精神,那一代北大学生实在当不起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从《新潮》和《红楼》作者群的简单对比中,可以发现《新潮》的重要成员都是“五四”运动的主力如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他们,这些成员在“五四”运动后基本选择了到欧美留学,留学后回到中国,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其中有好几人成为中国著名大学的校长,代表人物如傅斯年,先创立历史语言所,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学术研究机关,抗战期间曾出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代表北大,相当于合校期间的校长）,1946年代理北大校长,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罗家伦则先后出任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其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成员大部分成为中国当时所在学科的最早创立者和最有成绩的研究者,如汪敬熙与中国现代心理学、刘半农与中国现代语言学、顾颉刚与中国现代史学、杨钟健与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冯友兰与中国现代哲学、江绍原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等等.《新潮》作者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倾向共同构成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形态.
《红楼》作者群没有一人有完整的西方文化背景,虽然其中有北大西语系和哲学系的学生,如叶朗,但从他在《红楼》发表的几篇长文分析,特别是《进攻的哲学》一文,从头到尾都是强词夺理,看不出有一点西方文化的影响(18).从《红楼》刊发的大量文章分析,在整个《红楼》时期,学生很难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反右”初期,就连林昭也在《给张元勋的一封公开信》上签了名(19).可见独立思考在当时《红楼》作者群中不是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思想方式,事实上从《红楼》编辑成员的中,也看不出他们固定的思想倾向,大体是你批我我批你的循环变化,有些“反右”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到了运动后期反而成为了“右派”.
四、简短结论
凡开放的时代才能产生学术大师,同时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新潮》作者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所以他们在学术上具有创造性,在思想上具有先锋性.《新潮》作者许多参加过直接的政治活动,但没有人为政治活动付出终身代价.
《红楼》作者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已经处在封闭时代,在这样时代里生活水平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独立人格和创造精神已无法实现,扭曲的人生决定了扭曲的学术,虽然从学科地位观察,《红楼》作者与《新潮》作者的差异并不很大,但从严格的学术价值分析,这两本杂志的作者不属于同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红楼》作者为我们时代提供的有创造性的学术成果极少,有创造的思想更谈不上.《红楼》作者凡直接参预政治活动的,都付出了终身代价,
从学术体制的行政层面说,现在《红楼》作者已基本退出了学科所在的重要地位,因为相当多的作者是依赖学科地位获得社会声望,所以当他们退出学科位置后,他们原有的学术声望将会重新经受学术界的评价,这是《红楼》作者群因历史环境导致的特殊学术命运.
【注释】
①马嘶：《负笈燕园――1953―1957：风雨北大》,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季羡林主编：《没有情节的故事》中,收有张元勋、陈奉孝、谭天荣等的文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谢冕、费振刚主编《开花和不开花的年代》中,也有相关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温儒敏等主编《北大风――北京大学学生刊物百年作品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伯威：《青春•,北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4号,北京大学《红楼》编辑部1957年版,第20页.
③马嘶：《负笈燕园――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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