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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类论文范例,与明清时期白族隐逸文学的文化相关论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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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明清时期,白族文化面临转型.白族新儒学派文人掀起隐逸风潮,隐逸文学成为文坛主流.白族隐逸文学秉承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精神,标举平淡清远的审美意趣,契合宋型文化的精髓,探寻了白族文化在明清之际受容汉文化的发展理路.隐逸文人在学术素养、道德人格方面的自我塑造,有力地推动了白族文化的进步和繁荣,为白族乃至中国传统的隐逸文化注入了积极的意义和鲜明的民族特点,对后世白族的发展影响深远.

关 键 词:白族 隐逸文学 文化阐释

明清时期,云南被纳入中央王朝大一统的政治轨道,成为行省之一.中央政权一方面以改土归流废除白族土官,实行汉族“流官”的政策,打破了元代以来云南军政相对独立的格局,实现了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促成云南政治的大转型.另一方面,白族各大姓大部分被迫从城市迁往农村,从坝区迁往山区,从内地迁往边疆,使得从南诏大理国以来,一直持续到元代的主体统治民族白族的社会地位以及政治话语权力被急剧削弱.与此同时,伴随汉族大量迁入云南,汉文化的影响势如狂潮,进一步打破了白族对民族文化的固守与封闭.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随着科举考试的实行,大理诞孕了数量众多、深受儒学教育又思想驳杂的白族新儒学派文人.面对社会变迁、政权更迭以及文化转型,人世为官抑或出世隐逸成为他们面临的人生抉择.如历史所呈现,不少白族文人放弃了官场生涯,选择了隐逸山林田园的生活,并掀起隐逸文学创作的高潮.本文拟从多角度对这一文坛现象作讨论,阐释白族隐逸文学蕴含的丰富的文化意义.

白族文人的隐逸风尚

明代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成祖诏令天下立学,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以典实经正为尚”,以宋学为宗、理学正心诚意为主旨的新道统和新文统思想在“车书一统”的格局中席卷云南边地.接受了明代儒学思想的熏陶的白族新儒学派文人涌现.一方面他们自觉研究儒学经典,不少人著专书探讨儒学.如杨禹锡著《说易》、《诗义》,杨黼注《孝经》,杨士云精研《诗经》,后钻研“阳明理学”,李元阳著《心性图说》等.另一方面,随着中央王朝推行明经取士政策,大理的新儒学文人踊跃科考.据《大理府卫州县历科进士提名记》载:“西南多士,彬彬奋庸,等大理进士,自永乐壬辰,迄今嘉靖庚戌,杨荣而下,凡三十有三人”,并且大理高中进士者最多,堪称“滇之冠也”.不少文士步入仕途,“为院副、为部属、为科道、为寺司、为藩臬、为守令者,咸有焉,官之备也”.也正是这些新儒学派的文人士林中,弥散着极为浓厚的隐逸风气,产生了为数众多的隐士.杨黼、杨士云、李元阳、樊相、高桂枝、李庚龙、何蔚文兄弟、孙桐、张相度、杨晖吉、谷际岐、李于阳等堪称代表.

自古隐与仕就是士大夫生活的两极,隐逸作为中国古代的文化现象可以追溯久远.传说中帝尧时代的高士许由,商周之际的伯夷、叔齐,春秋时代的长沮、桀溺和楚狂接舆,秦末避世商山的“四皓”,向来就是人们心目中隐逸的偶像人物.后来的“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严平澄漠于尘肆.梅真隐沦乎市卒,梁生吟啸而矫迹.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卖傲,翟叟遁形于倏忽”,也统统被纳入到隐逸高人的行列.之后历代隐士层出不穷.孔子所言“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如庄子所说的“无为有国者所羁”,成为古今隐逸文人的心灵共识,这也使隐逸文化超越了时空和民族的界限.

对于文人隐逸的原因,孔子曾言“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这里,孔子指出外在的社会政治环境,如“危邦”、“乱邦”也即“无道”的政治是导致文人隐居的主要原因.《后汉书逸民传序》则言“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与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将古人隐逸归结为人内在的天性所致.这两种说法从外与内两个角度对文人隐逸的原因作出了解释.对照白族文人的隐逸似乎多与政治有关:明代杨士云,不满意仕途恶习,称病不出,近二十年不入城市,李元阳因独立不阿的品性,惹恼了嘉靖皇帝,后去职隐居,高桂枝目睹明末世事日非而隐逸,赵炳龙在明亡后归隐石宝山,何蔚文于明清易代之后与兄何星文隐居宁湖,孙桐入清后,隐居鸡足山,张相度是明天启间优贡生,明亡后不愿出仕.清代赵廷玉则在乾隆间北上应试,中道不顺而绝意进取,李于阳到35岁才中一副贡,后来加之家道中落,遂绝入仕之意.从此看来,白族文人隐逸,不外起因于朝代的更替、仕途坎坷、对仕宦之路产生厌倦心理,而最终选择以隐遁的方式疏离政治,以归居山野田园取代追逐功名利禄.

明清时期白族文人的隐逸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如郭象所言的“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吏隐者.“富贵浑如一羽轻,万山深处乐平生”可谓这一类隐者心态的生动写照.明永乐癸卯科(公元1423年)举人杨九思,洪武间“以经明行修”被荐为大理县学训苏辑,十五岁即中正统丁卯科(公元1447年)举人陈时雨,清代康熙辛西科(公元1681年)举人段绎祖等等,均身在官家却心生隐逸.二是一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隐逸为事业者.明代杨黼一生不应科举,李赓龙则三十年不入城市,可视为这类隐者的典型.三是先为官后出世者,这是明清两期白族文人隐逸为数最多者.明代如杨士云、李元阳、高桂枝、赵炳龙、何蔚文及兄星文、孙桐、张相度,清代龚锡瑞、谷际岐、赵廷王、李于阳等.这些隐逸文人又非孤立的个体.他们时常相聚,参加“鹿鸣燕典”,结伴郊游酬唱诗文,探讨学术,彼此之间形成大大小小的交际圈.如明代杨士云与杨宗尧、樊相、杨南金、李元阳交好,何蔚文与汪蛟、许鸿、普荷(担当)、陈佐才等常相约出游,高桂枝与李赓龙为知交.清代李于阳与王毓麟、杨国翰、严廷中、杨载彤等人常聚会往来.隐逸文人交际圈的形成,有效地促进了思想交流,沟通了感情,增进了友谊,切磋了创作技艺,有力地推动了隐逸风尚的流行.

隐逸的文学化

白族文人的隐逸生活除了“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隐居山林,放情江渚之外,游心翰墨成为一大特色,隐逸文学创作蔚然成风.自古以来,典籍中记载的有隐逸情调的作品都与隐者联系在一起.源头之作可从帝尧时代的《击壤歌》为起,其后伯夷、叔齐的《采薇歌》,商山四皓的《采芝歌》,到《诗经》中歌咏“贤者隐处涧谷之间”的《卫风考》、书写“隐居自乐”的《陈风衡门》,莫不如此.东汉初年,出现崔篆《慰志赋》、冯衍《显志赋》、张衡《归田赋》等士大夫歌咏隐逸之乐的作品.魏晋时期除了陶渊明的隐逸山水田园之作以外,阮籍、嵇康、张华、张协、潘岳、左思、陆机等人亦一致宣扬隐逸的志趣,描写隐遁出世的种种逸乐.唐宋时期隐逸之作亦不绝于书.白族隐逸文人大量的诗文创作,不但打破了此前隐逸文学的作品零星的局面,而且使得明清时期成为白族书面文学的高产期,有力地推动了白族文学的繁荣.

综观明清时期的白族隐逸文学,主要书写了三大主题:一是以高洁之物自喻,突出文人对内在峻洁人格的追求,二是描绘归隐田园生活的乐趣,三是书写山水怡情,赞叹白族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在第一类主题中,文人借物咏志,多以梅花、兰花以及大理的茶花等花卉自喻高洁人格.以下略作列举,首先看咏梅的诗作:

千古独持冰雪操,一生不羡绮罗香.(陈时雨《咏玉梅花》之二)

绿波深处有神工,喷玉跳珠作一丛.雪里漫劳探远信,天桥日日是春风.(杨晖吉《咏不谢梅二首》之一)

激水跳珠万朵融,横斜疏影挂玲珑.等唐花岁岁闲开落,争似长开碧海中(谷际岐《不谢梅》)

这几首诗均以梅花比喻隐逸文人的高洁品性.在《咏玉梅花》中,作者以梅花傲雪喻指高节,以“绮罗香”借代香艳世俗,表达了宁愿“独持冰雪操”而一生“不羡绮罗香”的决然态度,透露出身陷宦海但却心向高洁的人生理想.《咏不谢梅二首》之一描写大理天生桥水花奇观一“不谢梅”的独特风景.由于苍山一年四季泉流不断,水花巧夺“神工”,如“喷玉跳珠作一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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