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相关论文范文集,与复调的江苏相关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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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与一代又一代江苏作家持续成长同时成长着的是我们对江南士风流逸到今的江苏文学“南方性”的想象和塑造.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作为江苏省会的南京正在无限的膨胀和扩张,但和其他城市不同的是,似乎这个城市的每次掘地运动都会触摸到已经逝去的历史.这座城市的许多马路、街道是民国时代开出来,民国之前六朝金粉南京的沧桑、颓废成为这座城市幽暗的记忆.于是在我们的想象中,江苏文学就应该如同南京,和再往南的苏州一样,它怀旧、感伤、精致、雕琢,充满着书卷气和脂粉味.按照这样的想象,一个江苏文学的版图和谱系被我们描画出来,陆文夫、高晓声、汪曾祺、储福金、黄蓓佳、范小青、苏童、叶兆言、鲁羊、车前子,再后便是毕飞宇、郭平、荆歌、王大进、罗望子、朱辉、叶弥、朱文颖、魏微、庞培、育邦等等.对这些作家做一些减法,我们就可以得到“历史”、“文人”、“女性”、“形式主义”这些和“江南”铆合的江苏当代作家特性.但当我们集中精力从这一方面去论述江苏的文学特点时,显然会对它的一些反叛或异质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比如赵本夫、朱苏进、周梅森、韩东、朱文、周洁茹、戴来、李樯等整个写作和这些特征的难以合缝,比如像范小青、苏童、叶兆言、毕飞宇、魏微等自己反对自己呈现出的偏离江苏特征的离心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们构成了江苏另一些文学传统与特质,而这些特征由于我们想象的先入为主往往被遮蔽着.把这些被遮蔽的揭示出来恢复的是文学复调的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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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之北
作家的写作联系着特定的地域.地域是识别不同写作风格、趣味的一个重要指标.江苏作家的谈论往往在“江南”和“江南士风”的地域和地域文化背景上展开.“江南士风”历史上就联系着相对稳定的地域范围.因此,曾经有这样的时代,“江南”在我们的文化想象中是名实相符的.但当代行政区域的划分造成了传统意义上积淀了深厚文化内容的区别性、差异性的地域由整一走向破碎.从省域的角度去描述文学不再一定和特定的文化区域重合.当然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来自不同地域作家集结某一特定区域风格、趣味趋同的案例,比如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但即便如此,特定地域、特定的文化涵育还是会让聚合在某一省域的作家大同中见出互异.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讨论某一省域文学的共同性时,省际文学的共同想象常常会遮蔽当代行政区划中同一省域内部的地域文学差异.就江苏而言,虽然不算地理空间的大省,自南而北也是一马平川,但由极南的苏州到极北的徐州,地域文化、风俗、世情还是由吴越绮丽而入楚汉悲风的大相径庭.
江苏文学江南之北的极点是赵本夫、周梅森小说的粗犷、强梁,和江南贵族文化、废都文化润泽的精致、雅驯相对存在.豪放与婉约,从美学风格上,江苏评论家汪政认为,赵本夫是江苏文学的叛徒和敌人.复调的江苏首先是地域文学景观的错杂.
和江苏作家一样,赵本夫也多写乡村.但他的乡村不是高晓声、苏童、毕飞宇、陆文夫等江苏作家“文人化”、“文明化”和“现代化”的乡村、市井,而是上续秦汉真正农耕原色的乡土世界.它不简化,不修饰,因此也更广阔,更粗放.而且他不局限在土地和农民写乡土,《卖驴》、《绝药》中的江湖异人,《刀客与女人》、《涸辙》、《地母》中的兵、匪、盗、丐、渔、商、医、妓等,他们或者因为灾难被挤出家园,或者自己选择漂泊的生存方式.我曾经用“江湖”来指认赵本夫的乡土世界.从《刀客与女人》、《涸辙》、《走出蓝水河》到《地母》,赵本夫绘制出他的农业文明地图,以“柴姑”为中心的草儿洼农业社会,其形态指向前农业文明向农业文明过渡的荒蛮与文明杂糅的景观;以小迷娘为首领的乞丐团伙和以瓦为代表的土匪队伍,则指向农业文明边缘的“江湖”世界;而狼、犬、蚂蚁等兽物的世界则自足存在与人之间构成痛痒相关的幽微关系.赵本夫写这个复杂世界的苦难和抗争.《涸辙》中,鱼王庄人求生保种的精神意象对应着栽树造林,在“栽”、“保”、“伐”、“栽”的戕害和复苏的流转中书写生命的苦难和抗争.而这样的苦难和抗争到了《地母》中则是更根本的“失去了粮仓,失去了牛羊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尊严,但惟独没有失去一寸寸土地”的苦难和抗争.在赵本夫的小说引人注目的是蛮性的男人和魔性的女人人物系列.他有意识地将他们“去文明化”,把他们还原成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因此,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赵本夫书写着乡土中国的“前世”,而高晓声、苏童、毕飞宇、陆文夫则书写着乡土中国的“今生”.
周梅森写作的根同样扎在赵本夫书写那片大地.只不过周梅森关注的视点则是这片土地上近现代中国的煤窑和小镇.像《黑坟》等一系列小说,有着和赵本夫来自同一片土地的刚烈,但书写的不是从荒蛮到文明的农耕世界,而是从洋务运动到“文革”的煤矿史.细细考辨下去,赵本夫、周梅森和我们共同想象中的江苏作家有着不同起点,他们并不是从江苏文学内部反出家门的叛徒,而是我们省际文学共同想象的叛徒和敌人.如果我们从赵本夫、周梅森看江苏文学,那么江苏文学就是粗野、朴拙的刚劲,而非颓败、感伤的绮糜.
在南北两个极点之间的江苏是广阔的里下河、江淮和东部沿海平原.这是江苏文学的暧昧不明的区域.从这里出发的作家,汪曾祺、曹文轩、鲁羊、毕飞宇、罗望子、庞余亮、魏微、鲁敏、顾坚等他们亦南亦北,亦阴柔亦坚硬.他们可能像鲁羊、罗望子那样投向形式主义江南的唯美作坊,可能像毕飞宇那样会心默契于女性式的江南.但也可能像魏微、鲁敏的微湖闸、东坝那样生活在暧昧的江苏之“中”.在魏微的世界里,乡村是宁静、平和的.“村舍掩映在绿荫之中,尖尖的红屋顶的房子,江淮一带的民居等正是农闲季节,村庄好像睡着了.”不同文化的衡长较短,乡村审视中的意识形态预设让位给日常乡村的敞亮,不是“诗意”,而是自顾自地呈现.一草一木,万物生灵,在魏微的土地上显示了别样的活泼.它们是那样的和谐,具有朴素的美质.鲁敏的近作《逝者的恩泽》、《颠倒的时光》也是这样写到东部沿海平原和谐的美质.如果这样去辨析毕飞宇,他的乡村其实也和真正江南文人的乡村有了一定的距离.他的《玉米》、《玉秀》、《玉秧》、《平原》,同样是女性的乡村上,却多了世俗气和烟火气.这构成了毕飞宇自己小说内部的复调.
在世者
在文学的省际想象中,江苏作家俨然成为集体的逃世和避世者.他们逃向时代不详的前朝旧乡,他们于乱世中应对裕如,处变不惊.苏童《妻妾成群》、《米》旧式生活的精细刻画,叶兆言《夜泊秦淮》系列旧式文人怀旧的伤感,陆文夫《美食家》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沉溺,这些早已成为江苏作家的典范之作.但在这样的“逃”与“避”的“躲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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