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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人类未来发展

关于社会科学论文范文做出一种比较有意义的贡献,我认为,要害就在于我们的思想是没有根据的,是对思想的根据不思想的.当然,我们的思想也不是全没有根据的,只是我们有的这种根据乃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性工具,而不是源出于我们活生生的生命经验.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不是要阻止其他人对其他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在同时开放出一个在我看来是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二个判断是,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在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此前的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虽说也因位于地球之上而与其他国家交往或冲突,但是却从未真正地进入过世界的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中国虽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结构之外,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因此,在根本上讲,中国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是否发言乃是无甚意义的.然而现在的情形则大为不同了,中国经由承诺遵守世界结构的规则而进入了世界结构之中,成了“世界游戏”的一方.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亦即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对话者”或罗尔斯意义上的“虚拟对话者”――“正派的人民”（decentpeoples）.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遵守世界结构规则所作的承诺本身,已经隐含了中国亦由此获致了参与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规则的资格.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主权的中国或者主权平等的原则是不能救济世界结构下的中国实际上面临的不“平等”遭遇：一是边缘化的问题,二是形式对话资格的获得并不等于你获得了实际对话的资格.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不仅中国要告诉世界我们所认为的好的生活是什么、善的生活是什么、有品性的生活是什么,而且每个中国人也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图景.

总之,我对中国法学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之建构的主张,在根本上乃是以一种自主的方式重新定义“中国”之努力的一部分,至少是开始要求根据中国本身定义“中国”并建构“中国自己理想图景”的开始.

邹立君：一方面,您强调世界结构或“全球结构”中的中国；另一方面,您又强调根据中国本身定义“中国”,世界结构或“全球结构”在您重新定义中国的努力中到底有怎样的作用?它仅仅构成了您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大的理论背景还是具有某些实质性的建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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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世界结构”或“全球结构”构成了我反思和批判中国法学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的重要背景之一.在此,我想它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研究对象和思想根据的“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意义,二是我们如何认识和解释“世界结构”本身.这里主要讨论第二个方面.

从我本人对“全球结构”这个问题的认知过程来看,我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我最初在对中国发展研究进行反思性检讨和批判的过程中,对中国学者在不经批判的前提下就接受西方现代化方案以及隐于其间的知识这一点深感困惑.我认为,这个问题所涉及到的并不是“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和“如何”的问题：一是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亦步亦趋地步西方社会科学的后尘,而我们知道,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则是以文明对传统、西方对非西方等为人们不加追究的前提性假设为基础的；二是中国社会科学究竟是如何形成这种品格的.经由思考和研究,我认为：中国论者采取寻求西方经验和理论支援是受着某种被我称之为“现代化框架”的支配.当然,这种“现代化框架”也就是我现在所指称的“现代化范式”.这种“现代化框架”带有明显的“思维定式”成分或“前见”性功效,因此与西方知识分子提出的各种现代化理论本身不同,而且也与那些几乎无从验证的公理性命题不同.

为什么要写社会科学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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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必须承认,这些讨论对于我们认识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生产及传承关系来讲还只是些一般性的论辩,而无法洞见知识传承与支配关系的问题在“现代化时代”与“全球化时代”之间的区别,或者说无法揭示出这两个不同的时代对知识传承与支配关系这个问题的不同影响.正是在此一意识的支配下,我进入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追问,亦即进入了关于这个问题思考的第二个阶段.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全球化论题开始成为学术界最为重要且最具争议的一个论题,然而,全球化问题本身需要我们对“全球化”进行建构,而前提则要求我们强化全球化的“问题意识”,也就是将全球化问题本身“问题化”,并由此洞见到全球化对中国的特定意义.这个论题在理论上的最大意义,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它有可能促使我们去建构一个全球化的中国法学的范式；二是它因此要求我们对全球化时代本身进行建构.

就如何认识全球化时代而言,我认为,我们需要注意下述三点：第一,全球化时代至少要求我们关注这样一个根本性视角的转换问题,亦即在一定程度上或在某些颇为重要的方面从原来具有政治性需要的主权向非政治性的视角进行转换.第二,在我看来,全球化时代与“现代化”时代一样,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都具有特定的支配性,但是这里关键的并不是支配,而是支配的性质.就这种支配而言,“现代化”时代支配的实效乃在于受影响的中国与它的“和谋”；据此我们可以说,现代化时代的支配是非结构性的和非强制性的.全球化时代是一种我所谓的结构性的或强制性的支配时代.结构性的或强制性的支配是这里的核心,也是对中国或中国法学具有特殊意义的关键因素.第三,我对全球化时代的建构,亦即全球化时代对中国或中国法学具有结构性的或强制性的支配,乃是以社会学家齐美尔、社会学家希尔斯、社会理论家沃勒斯坦等论者的观点为基础的.这里就不再重述了.

因此,我认为,中国法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基本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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