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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方面有关论文例文,与回顾梁启超与胡适在东南大学的国学讲演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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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初年国学运动兴起之际,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与胡适在此关于国学的讲演,对国学新思潮的开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现在当国学研究再度兴起时,我们重温这两位国学大师的讲演,他们的意见仍然会给予我们许多启迪.
1922年秋,南京东南大学国文系同学受到当时国学新思潮的影响,深感国学沦夷,希望群力以挽救,于是联系本校文科同学商议成立国学研究会,国文系诸位教授极为赞成并愿意指导,全校各科同学纷纷参加.10月13日,召开国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由李万育任主席.研究会下设经学、小学、史学、诸子学、诗文学五部进行研究工作.为指导国学研究的开展,研究会特聘校内外学者到会讲演,迄于1923年初作了十次讲演,结为《国学研究会讲演录》第一集,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十次的讲演题目为：
吴梅：《词与曲之区别》
顾实：《治小学之目的与方法》
梁启超：《屈原之研究》
陈延杰：《近代诗学之趋势》
江亢虎：《欧洲战争与中国文化》
陈中凡：《秦汉间之儒术与儒教》
陈去病：《论诗人应有之本领》
柳诒徵：《汉学与宋学》
江亢虎：《中国古哲学家之社会思想》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以上所讲多为国学研究专题,仅梁启超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最具国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意义.梁启超是1922年10月赴南京东南大学讲学的,每日下午讲《中国政治思想史》,后整理为《先秦政治思想史》.此外于1922年11月3日为东南大学文哲会讲演《屈原研究》,10日为史地学会讲演《历史统计学》,1923年1月9日为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讲演《治国学的两条大路》,13日作《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主办的《国学丛刊》于1923年创刊,以“整理国学,增进文化”为宗旨,每季出版,发表关于国学论著的通论、专著以及诗文.1924年1月国学研究会邀请胡适为国学研究班讲演《再谈谈整理国故》,讲稿载于1924年2月25日《晨报•,副刊》.国学研究会成立之前,1921年7月31日胡适曾应邀为东南大学及南京高师暑期学校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讲稿载于1921年8月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又载1921年8月25日《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六期.胡适前后两次讲演均是整理国故的问题,他在后一次讲演里说：“鄙人前年曾在贵校的暑期学校讲演过一次整理国故,今天的题目名曰‘再谈谈整理国故’.那时我重在破坏方面提倡疑古,今天要谈的却偏于建设方面了.”这两次讲演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梁启超和胡适在东南大学国学会的讲演,是讲国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他们研究国学的经验总结,这在当时是最为学术界所关注的.
梁启超于1920年3月5日从欧洲回到上海.他通过考察欧洲各国,对西方文化价值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决定远离政治,从事学术著述和讲学,希望以全力投入教育事业来培植国民的文化素质.自从离开政治舞台之后,梁启超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属于国学研究,曾著有《国学小史稿》,但在编集《最近讲演集》时,可能自以为尚不成熟而舍去了.在到东南大学讲学之前,他出版了两部重要的国学专著,即《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历史研究法》.它们分别于1921年1月和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应是治国学者必读之书.前者概略地总结了清代学者整理与研究中国历史与古籍的成就,是后世研究国学的出发点；后者从综合的历史观念讲述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的基本方法,也是研究国学的基本方法.虽然梁启超于后来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并讲国学,但是我们综观其全部学术论著,只有他在东南大学所讲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是专门的、直接的关于治国学途径的论述.它最完整地表达了梁启超的国学观念,因而此次讲演在国学运动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关于治国学的两个途径,梁启超以为：一是文献的学问,一是德性į
国学方面有关论文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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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梁启超以为治国学的首要途径是用客观的科学方法以研究文献,这即是当时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这里的“文献”包括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经学、史学、诸子、诗文、小说笔记、金石刻文等用文字记录的“文化产品”,它们是“我们的祖宗遗予我们的文献宝藏,诚然足以傲世界而无愧色”.我们可以概括为：国学研究的对象即是中国的历史文献.
（二）怎样去研究中国的历史文献.梁启超尝试提出“古典考释学”,他说：
我们因为文化太古,书籍太多,所以真伪杂陈,很难别择；或者文义艰深,难以索解.我们治国学的人,为节省后人精力,而且令学问容易普及起见,应该负一种责任,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定一番,解释一番.
这实即对古典的考证.梁启超在谈到文献的学问要做到求真时,他提出了“新考证学”,此可视为对“古典考释学”的补充解释.“新考证学”区别于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它在名义上比“古典考释学”更为确切.梁启超解释说：
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须先要知它“的确如此”,才能判断它为什么如此.文献部分的学问,多属过去陈迹.以讹传讹,失其真相者甚多,我们总要用很谨严的态度,仔细别择,把许多伪书和讹事剔去,把前人的误解修正,才可以看清真面目来.这种工作前清“乾嘉诸老”也曾努力做过一番,有名的清代正统学派之考证学便是.
关于从学者个人的角度来治国学,梁启超以为这应根据个人的喜好与学养去分担二三门做“窄而深”的研究,而且要拼着用一二十年的工夫,才可能做得有点眉目.因此关于古代典籍的考证,只能做窄而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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