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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方面有关论文例文,与回顾梁启超与胡适在东南大学的国学讲演相关论文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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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06;“窄”则题目狭小,“深”则研究深入,而且要求“从极狭的范围内生出极博来”.这样所研究的应是历史文献的狭小问题,但却体现出极博的知识.梁启超于1920年著的《墨经校释》和1922年著的《大乘起信论考证》即是如此.（三）用什么方法去进行考证.梁启超特别强调要用客观的科学方法.他对东南大学的同学说,这种方法已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历史统计学》里谈过了.统计方法得出的数证是科学研究的一种依据或准备工作.关于科学方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
历史上事实,非皆能如此其简单而易决,往往有明知其事极不可信,而苦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吾侪对于此类史料,第一步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以免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再审定.
此过程是：提出怀疑,换方向思考,设立假说,审定假说.这种方法较之“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显然可以避免大前提引发的错误而失去客观谨慎的态度.梁启超不主张单纯地从事考证,而主张用考证所得的事实运用思想去进行批评.他说：“夫吾侪修史,本非徒欲知此事而止,既知之后,尚须对此事运吾思想,骋吾批评.虽然思想批评必须建设于事实的基础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样的科学方法正是欧洲十九世纪以来新史学――历史语言考证学派所使用的,它促进了新史学的进步.我们可以将梁启超关于治国学的途径归纳为：用客观的科学方法以考证历史文献.这是一个文献的学问,亦即整理国故的事业.他的这种意见较当时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和胡适等国学大师对国学的理解更为全面、更贴近国学的性质,故很值得我们重视.
关于治国学的另一条途径,梁启超指出它应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是属于德性的学问.他说：“近来国人对于知识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国故的名词我们也听得纯熟.诚然整理国故我们是认为急务,不过若是谓整理国故外,遂别无学问,那却不然.”他以为中华文献宝藏最突出之点是含蕴的人生哲学,这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通过主体的内省并付诸社会实践的,即“知行合一”的德性之学.此学源于儒家,第二个源泉是佛教.梁启超从先儒和佛教中吸取了他认为的合理内核,以为儒家偏于现世,佛教偏于出世,但它们的共同目的是愿“世人精神方面完全自由”.他解释说：
现在自由二字,误解者不知多少,其实人类外界的束缚,他力的压迫,终有方法解除,最怕的是“心为行役”,自己做自己的奴隶.儒、佛都用许多的话来教人,想叫把精神方面的束缚解放净尽,顶天立地,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梁启超舍弃了儒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伦理道德,超越了佛教的空虚寂灭的消极态度,从中获得具有积极意义的人生价值观念.当学者以精神完全自由的人生哲理光照去治国学,这“才算尽了人生的责任”.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里,梁启超着重发挥了“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之说.他认为这是东方的主要精神,为达到此境界以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是：一,裁抑物质生活,保持精神生活的圆满；二,先立高尚美满的人生观.如果有了这样的精神来研究学问,则必然会成功的.在当时具有新思潮的国学家们都主张研究国学的目的是求真,国学是一种纯粹的学术,它不必负担提高国民道德和改变世道民心的社会使命时,梁启超却将德性的学问视为治国学的根本途径之一,这是与其他许多国学家的观念是相异的.梁启超以为治国学即整理国故,那么“德性的学问”与“整理国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在他看来“德性的学问”是“整理国故”以外的一种学问.这样从逻辑关系来看,则“德性的学问”不属于国学范畴,其内省性质与躬行方法皆与国学完全对立.由此,梁启超已陷入逻辑的矛盾与错误,因而“德性的学问”不能成为治国学的途径.虽然如此,梁启超却提出一个学术信仰问题.国学家若同清代乾嘉的考据家那样,仅从事支离破碎的窄而深的文献与历史事实的考证,而未将所学的知识及所治的学问转化为学术信仰,从而建立人生的信念,这样的国学家缺乏思想之光,必然影响其学术成就,也不能去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课题.此外,如罗振玉、叶德辉、王国维、章太炎等国学家甚至在晚年陷入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之中,以致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学术成就.因此梁启超所提倡的“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以期建立崇高宏大的学术信仰,却又是每一位国学家治国学的一条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
在国学运动初期,胡适是最早提倡国学新思潮者.二十世纪初年学者们理解的国学实即儒家的经学,他们视儒家的政治伦理之学为“国粹”,以弘扬国粹来抵制西学和新学.新文化的学者们对国粹主义思潮是持反对态度的,却引起他们认真考虑在提倡新文化思想时应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1917年7月10日胡适自海外归国,旋即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哲学、英国文学和亚洲文学名著.他于1919年10月30日《新潮》第二卷第一号发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的短文,回答了对国学质疑的意见.胡适认为国学是超功利观念的,是“为真理而求真理”的纯粹学术,而学者也应抱着“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此年12月1日,他于《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在国学运动中第一次提出“整理国故”的号召.关于整理古籍的步骤,胡适以为要作系统的整理,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影响,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研究.这仅是整理国故的一个初步意见,尚待完善.1921年7月胡适在东南大学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时,其整理国故的概念与思路才较为清晰.他第一次对“国故”的概念作了说明：
“国故”底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底名词于是成立.如果是讲“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我们要明了现社会底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古人讲,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过去国家的文化.
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是于1910年由日本秀光社排印出版的,他理解的国故是以“儒术”为核心的“国粹”.胡适特别将“国故”与“国粹”予以区别,表示了对国学观念的新认识.怎样研究国故,胡适提出四种方法：一,历史的观念；二,疑古的态度；三,系统的研究；四,整理.关于历史的观念,胡适在1923年2月25日《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四号发表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序言》里作了较详的说明,即将古籍视为历史.关于系统的研究,这是有待整理国故之后的理论性的综合研究,即著成各种专门的学术史.关于整理国故,他仅提出在形式上为古籍加标点符号并分段落,在内容上加以新的注释.胡适的讲演共约两千字,对以上三点仅概略地谈到,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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